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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加拿大华人社会地位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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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8 02:38: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内容提要: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加拿大移民政策的不断松动,新移民大量涌入与土生华人群体力量壮大等因素的影响,加拿大华人的社会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职业结构和收入水平日益改善,政治地位逐步提高,社会文化环境渐趋宽松。当然,在华人社会地位改善进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阻力,还有待于全体华人的努力和争取。
关键词:加拿大 华人 社会地位

The Evolution and Reason of Canadian Chinese’s Social Status after WWII
Abstract: Since 1940s, with the immigration policies becoming more flexible and the native-Chinese stronger, their social status have been largely changed. They have had more education, better work and more income than before. Their political status have been improved, and their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s have become fre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and obstacles in the improvement that need to solve and overcome by all Chinese.
Key words:  Canada   Chinese Immigrants   Social Status

一、 二战前加拿大华人的社会地位
华人是在1858年弗雷泽河谷发现金矿后,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加拿大和当时尚未加入自治领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的。自由移民时期,华人入境较多,人口不断增加。这一时期华人主要来自中国广东省,以三邑和四邑地区为主,大多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受教育程度极低。初期的华人移民除极少数商人、小店主外,绝大多数都是体力劳动者,主要从事淘金业,在白人废弃的金矿区工作,另外还修筑各种道路。后来淘金业衰落,华人职业开始多样化,从事较为稳定的花果栽培、农业种植、零售及家庭仆佣等工作。他们的工资水平极低,一般来说,仅相当于白人工资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劳动时间却很长,从事辛苦的季节性工作,并且通常工作在远离居住地的地方[1](p. 35)。根据1885年加拿大皇家委员会的调查,华工平均每年只能挣得225加元的收入,除去130加元的衣食费用,24加元的房租,28加元的道路、医疗及其他费用,每年只能节省下来43加元。[2](p. 67)在自由移民时期,加拿大华人虽然受到主流社会的歧视与排斥,政治、经济权利受到诸多限制,但仍然享有基本的人身与财产权利,可以自由进入加拿大,种族主义也相对平和。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加拿大排华倾向日益严重,1884年加皇家委员会开始调查华人问题并得出结论,华人移民必须受到限制。1885年自治领政府通过了《中国移民法案》,对华人移民征收50加元的人头税。此后随着排华倾向日益加剧,人头税税额一次次提高,最高竟增至500加元。 1923年加拿大国会废黜了1885年以来征收人头税限制华人移民的政策,悍然通过了禁止华人入境的“华人移民法”,禁止除外交官员、商人和留学生之外的华人入境,也不准华人申请其亲属来加拿大团聚。[3](pp. 117-189) “华人移民法”共43条,被加拿大华人称之为“四三苛例”,并将颁布法令的7月1日定为耻辱节。1923年移民法案是一个排华法案,也是加拿大历史上唯一一个针对某个民族而实施的移民法。直到1947年,加拿大政府为了政治、经济和多元文化发展的需要,才废除了这项执行长达24年之久的法令。

在限制与排斥华人移民时期,华人教育水平依然低下,职业结构单一,多为劳工。因为没有政治权利,很少有人从事社会地位较高的工作。同时还遭到一系列制度性歧视,加拿大各省及市政府先后通过了许多法令,建立起歧视华人的制度。不仅华人的工作权利受到限制,政治权利如入籍权、选举权等也横遭剥夺。华人成为加拿大境内的外国人,沦落为“二等侨民”。不仅如此,迫害华人的暴乱事件还屡屡发生。其中最主要的有1887-1896年的排华事件、纳莫奈的反华事件和1907年温哥华的反华暴乱。这些反华、排华的暴力事件,给华人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4](pp. 389-390)

这就导致这一时期加拿大华人的处境非常悲惨。他们倍受歧视与排斥,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挣扎在贫困与死亡边缘的社会最底层的人。这是华人在加拿大生存的最黑暗的年代,华人称其为“难忘的黑色岁月”。但是能够留下来的华人没有屈服,他们凭着顽强与坚忍的民族性格,在异国的土地上苦苦争斗,默默等待着历史进程前行到晨曦初露的时刻。

二、 二战后加拿大华人社会地位的逐步提高

二战成为加拿大华人社会地位变化的重要转折点,战后华人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社会经济状况也不断改善,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权利,并开始积极参与加国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

战后加拿大华人的教育水平在整体上得到了较大提高,华人人均教育水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各少数族裔平均受教育年数上位于前列,华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及比例也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加拿大华人中,有许多是来自香港、台湾及东南亚的移民,其中不少人是留学生或求学的青少年,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技术移民。他们在本国已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如1981年,加拿大15岁及以上的华人所受教育年限的调查表明,华人接受教育的平均年数为12.12年(而加拿大其他族裔的平均年数为11.56年),大学毕业的人数占17.5%(其他族裔的人数占7.9%),未完成大学教育的学生人数占11.3%,这两项相加近30%,高于其他加拿大人的25.5%的比例。[5](p. 108)

与教育水平的提高相适应,二战后加拿大华人职业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趋势是体力劳动者的比例逐渐降低,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的比例不断增加,社会职业地位不断提高。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人职业结构的变化更大。1971年华人中从事专业与管理的人员占30%,到1981年这个比例上升至41.2%。这说明华人中技术人员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加拿大华人的社会职业地位不断改善,赶上甚至已经超过了其他族裔。与加拿大其他族裔相比,华人中从事专业与管理类职业的比例为41.1%,其他族裔为39.4%,而从事技术性职业的华人为16.5%,稍逊于后者的20.1%。[6](p. 260)到1986年,在非农业领域从事自营职业的华人中,以零售商的比例最高,为26.9%,其次是旅馆业,为25.2%。其他比例较高的行业,分别是医疗卫生业,占11.7%;企业管理业,占8.6%;机器制造业,占7.6%。[7](p. 191)又据1954—1984年对70,989华人的统计数字,大约四分之一的人是专业人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及推销员占20.6%,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占53%。[8](pp. 120-121)

二战后,随着加拿大华人教育水平与职业地位的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已接近全国平均水平。1983年,普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为每小时3.65加元,每月薪水可达700—1000加元,每周工作五天;高级专业人员收入更高,医生、律师、会计师等年收入少则4.5万加元,多者达20万加元。1981年,自己开业的华人医生平均年收入为57,553加元,律师为44,660加元,会计师为35,976加元,工程师、建筑师平均年收入为34,469加元。1981年华人教师平均年收入为21,988加元,大学教授、公共学校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属于中上收入阶层,年工资为2—8万加元,个别超过10万加元。[9](p. 22)
二战中及战后,加拿大华人的政治地位逐步提高,

二战后,加拿大及各省陆续废除了臭名昭著的四三苛例,并废除了诸如公民权、选举权等方面对华人的法律限制。华人在法律上成为加拿大社会的平等一员,社会地位逐步提高,以前被剥夺的各项政治权利慢慢得以恢复,华人逐渐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政治人物。如1976—1988年6月华人被任命为参议员的有14人。[10](p. 238)另外,维多利亚市在1971至1988年6月共有8名华人被授予荣誉市民。[10](p. 239)华人陆续取得选举权为他们积极参政打下了基础,从此他们开始参与到加拿大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华人参政人数日益增多,其中的代表人物既有1957年在温哥华市当选的第一位华人国会议员郑天华(Douglas Jung),又有1966年第一位华人市长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坎卢普斯(Kamloops)市的吴荣添(Peter Wing),还有1987年出任安大略省能源部部长的第一位华裔省级部长黄景培(Bob Wong)。

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华人参政更为踊跃,所担任的官职也越来越高。其中最著名的是1988—1995年担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督的林思齐。他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位华裔省督。林思齐是华人成功融于社会“主流”的典型。他以主动、谦恭而富有创造的姿态,树立了多元文化的良好形象,得到加拿大社会的普遍肯定。正是由于他献身社会所取得的精神成就,使得他在海内外华人界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在他退休的前一年获得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亲自颁发的“尊贵”COV勋章。这在加拿大历任总督和省督中,尚属首次。1993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里士满选区自由党候选人陈卓愉以较大优势当选为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并被克雷蒂安总理任命为负责亚洲与太平洋事务的国务部长。他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位非土生的华裔国会议员和联邦政府内阁第一位华裔部长。

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加拿大华人政治、经济地位的逐步改善以及对华人的制度性歧视逐渐被废除,华人可以更多地参与到国家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华人的历史也重新受到人们的尊重与肯定。许多唐人街在战后复兴起来,并实施了许多城市美化项目。1971年温哥华唐人街被《考古与历史遗址保护法》指定为特殊保护区。1975年,加拿大政府成立了“唐人街历史遗迹规划委员会”,以保护唐人街区域的历史风貌和特征并与城市的有关部门协调执行该区域的相关政策和项目。加拿大官方也正式承认了华人在加拿大历史与现实中的作用。特别是华工对修建西部铁路的特殊贡献,直到今天加拿大政府也认为:“毫无疑义,如果没有华工的惊人努力,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是不可能于1885年完成的。”[9](p. 23)为了表彰华人修筑太平洋铁路的伟大功绩,1981年10月,多伦多市议会在斯多巴丹那兴建了一座高达35英尺的铁路华工纪念碑,并刻碑文以示对华工筑路功绩的永志不忘。其文曰:“1880—1885年,1,7000多名中国广东省的男工来到加拿大西部,参加了穿越洛基山危险地段的修建,……在筑路过程中,4,000多人丧命,另有数千人在完工后飘零异乡无法回国。他们在加拿大历史上默默无闻,特立此碑以表纪念。”[9](p. 23) 1982年,加拿大历史遗迹与纪念碑委员会又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耶鲁竖立了一座铜质纪念碑,以怀念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华工。碑文用英、法和华文三种文字写成,它简短的回顾了太平洋铁路的修筑史,在这个过程中“工作十分危险、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数百名华人死于事故和疾病。”[10](p. 121)

战后加拿大华人的文化教育事业也繁荣发展起来。阅读中文书报和看中文电视是华人重要的文化生活。在报刊方面,原有的一些报纸如1907年创办的《大汉公报》一直持续到1992年才停办。1922年多伦多复办的《醒华日报》到90年代仍在发行。20世纪50、60年代后,华人报纸日益兴旺,进入蓬勃发展时期,70-80年代在加出版的中文报纸有温哥华的《大汉公报》、《侨声日报》、《大众报》、《新民国日报》、《多伦多商报》、《醒华日报》等。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明报》、《成报》、《新报》、《星岛日报》、《中报》在加拿大发行美洲版,读者比加拿大出版的中文报纸还要多。80年代中国大陆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广州的《羊城晚报》和《南方日报》也在加拿大销售,大大促进了华人对祖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动态的了解。1983年以来,在温哥华有两个华语电视台:一个是“华侨之夜”,每周播放6次,每次1-2小时;另一个是收费的“世界电视”,每日播放2-3小时,节目主要是香港的电视片和电影,偶而也播放中国大陆的电影和体育节目。1984年以后,华语收费电视遍及整个加拿大,华语广播在温哥华有“华侨之声”和“轻歌唤早晨”两台。二者除播放文娱节目外,还播放侨乡动态、祖国大事、加拿大和香港新闻、股票行情以及生活节目。在温哥华和多伦多都有中文书店,销售香港出版的电视、电影画报,期刊、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台湾和中国内地印的章回小说等。

50年代华文教育也日渐兴盛。1950年陈匡民先生列出有校名的华文学校,在西部有11家,东部有1家,共有1,045名学生, 38名教员。人数最多的学校是温哥华华侨公立小学,有230名学生,最少的是维多利亚禺山小学,仅有22人。[11](p. 433) 60年代,华文学校一度衰落。在60年代中期,全加只有中文学校18所,其中略具规模的只有温哥华的华侨公立学校和文疆学校,维多利亚的华侨公立学校,多伦多、卡尔加里和艾德蒙顿的华侨学校等,全加华侨学校入学人数不足2千人。70年代以来,随着多元文化政策的推行和华人人数的不断增加,华文教育的发展又加快起来。1993年安大略省教育局开办了685个粤语班,学生1.4万人。天主教会创办了150个粤语班,学员共3,826人。教育局开办的普通话班有49个,学生3,360人,而天主教会办的普通话班也多达51个。[12](p. 122)

战后,华人可以更多的参与到加拿大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来,并且在这些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华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不但是华人自身努力的结果,而且同外界社会因素的变化息息相关。

三 、影响加拿大华人社会地位变化的主导因素

二战成为加拿大华人社会地位变化的重要转折点。战后加拿大国内移民政策不断松动、社会文化环境逐步宽松、土生华人群体日益壮大,这些无疑都对加拿大华人社会地位的提高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对当时的世界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加拿大华人社会的变化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成为加国内华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起点和诱因。

二战中,加拿大华人踊跃参军,共有600多人在军队服役,他们被派至英联邦各国,直接参与反法西斯战争。他们中最为出色的12人,参加了 “特别部队”,由英国军官直接指挥,其中四人获得了“勇敢参战军事勋章”的最高荣誉。不仅如此,华人还积极购买战争债券,从经济上支持这场正义战争。加拿大政府战时曾发行胜利公债,华人认购了1000多万加元,平均每人认购将近220加元。维多利亚华侨占全加中国移民的10%,但认购的公债占华侨的20%,平均每人近500加元,当地政府曾5次予以嘉奖。[6](p. 225)

加拿大华人在二战中所作的重大贡献、日本军国主义具有蛊惑性的宣传以及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都推动着加拿大政府不得不开始改变对国内华人限制与排斥了几十年的移民政策,逐步恢复他们的公民权利。1943年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公开承认,1923年的“华人移民法”是一个错误。[13](p.192)二战后加拿大各省也逐步废除了1923年的移民法并恢复了华人的基本权利。

二战后,世界与北美的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冲击着战前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意识,白人种族优越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已逐渐为人们所唾弃。

加拿大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社会风气日益民主化。自6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开始在加流行。多元文化主义意味着多种文化的平等共存,不存在其中一种文化居于统治或主导地位的问题。任何加拿大人(尤其是多数群体)都应当接受广泛的人类差异,克服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歧视。1963年加拿大议会成立了皇家双语委员会。1969年该委员会公布报告,强调加拿大少数族裔对加社会的贡献,要求自由平等地对待少数族裔。作为对皇家双语委员会建议的回应, 1971年10月8日,特鲁多总理在众议院宣布实行一项新的国家政策——多元文化主义。他明确指出,基于对民族多样性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加拿大联邦政府必须具有统一的民族文化政策。1988年加拿大政府又通过了《多元文化主义法》,它系统阐明了多元文化主义的主要思想、内容和实施方法。第一次以联邦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加拿大多种文化社区对加社会的贡献,提出政府有责任提高对这些社区作贡献的公众意识,促进它们的共同发展和全面参与社会事务。随后,加拿大政府又设立了内阁级的多元文化部,由一名国务部长负责多元文化事务,并拨出专款用于鼓励和帮助少数族裔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在多元文化政策下,加拿大公共机构中的少数族裔代表日益增加,国家活动(节日庆典等)中少数民族文化开始处于显著位。除了联邦政府的文化项目外,各省政府也有各项财政投入,用于建造少数族裔社区中心,扩大用不同族裔语言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

据统计,到1990年加拿大华人已达7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5%。[14](pp. 147-160)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施,为包括华人在内的各少数族裔社会地位的改善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与保障。作为加拿大人口众多的华裔,他们的生存与发展,自然会受到加社会的高度重视。

同时,移民政策的变化也是影响加拿大华人社会地位变化的重要政治因素。40年代以来,加拿大华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几乎与华人移民法的变化是同步的。华人移民政策的每一次变动都会对华人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战后移民政策历经解禁放宽到平等进入的变化,华人社会地位也逐步提高,渐趋朝着成为加社会平等一员的方向发展。

在华人移民政策问题上,加拿大深受美国影响。1943年美国废除排华法案,加拿大总理当即也在这一年公开承认:1923年的华人移民法是一个错误。随后的1947年就加拿大废除了华人移民法,给华人以公民权利,并且规定,凡是加入加拿大国籍的公民,可以申请妻子和未满18岁的子女来加团聚。[15](p. 92) 1967年移民法对华人移民政策做了重大调整,实行计分制,即申请移居加拿大的人根据年龄、教育程度和职业来打分,按分数高低安排到加的时间。法案取消了种族与国别的限制,削弱了移民官员的权力,使移民政策具有较大的公正性。[15](pp. 405-406)同时,法令的实施,为华人进入专业技术领域,从而加入到中产阶级的行列,提供了条件和可能。1978年,加拿大推行新的移民政策,将移民分为三类:家庭亲属移民、独立移民和难民类移民,此种分类力图兼顾人道主义、经济发展需要和国际人道主义三个方面的要求。[16](pp.78-79.)这项移民政策的实施,使得80、90年代以来,大批港、台移民和大陆移民分别借由商业移民(或称投资移民)与技术移民的身份进入加拿大。这两部分移民构成了加拿大华人知识阶层和中产阶级的主体。他们的到来,不仅对加拿大的金融和工商业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有利于在加华人社会和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有利于争取民族平等的权利。

20世纪以来,加拿大土生华人 逐渐增多,他们是第二、第三代移民,甚至是第四代子孙,已经是完全的加拿大公民,除了外表特征,已经融入到加国社会。他们不仅讲着地道的英语,并且行为方式和思想价值观念也已完全本土化。与华人移民相比,土生华人尽管也受到各种歧视与不公平待遇,但终究是加拿大公民,在教育、就业等方面所遭遇的阻力较小,易于在社会流动中提升自己的地位 ,因此比其他华人移民享有更多的权利。特别是二战后初期,大批新移民还没到来之前,土生华人地位凸显,影响越来越大,成为决定华人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

此外,加拿大土生华人也积极参与国家的社会生活,努力维护华人权益。1944年土生华人在温哥华建立温哥华华裔加拿大人联盟。1945年他们向不列颠哥伦比亚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给予该省的华裔加拿大人选举权”。该文件谴责强加到土生华人身上的种种政治与经济限制,自豪地阐述了土生华人在战争中所作的巨大贡献以及在文化移植和同化方面的进步,强烈主张“因为土生华人承担着,高兴地承担着全部公民职责,因而他们有权享有所有的公民权。”[17](p. 44)另外,土生华人还成立了自己的社团组织,如由专业与商业人士组成的华裔退伍军人会、唐人街之狮俱乐部、华人高尔夫球俱乐部、加拿大埃尔克斯慈善与保护秩序协会等,通过这些社会组织与主流社会加强联系,并维护全体华人的权益。

二战成为加拿大华人社会地位变化的重要转折点。随着时代的进步,战后两国的移民政策不断松动,社会文化环境也日趋宽松,再加上新生力量——土生华人群体的崛起等,无疑都对华人社会地位的提高起了促进作用。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和奋斗,加拿大华人的社会地位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与提高,但是要想彻底消除种族歧视,华人真正融入加拿大主流社会,成为自由、平等的一员,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还会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阻挠,还不得不面对许多挫折与坎坷,还需要全体华人携起手来,不懈的努力和争取。

[作者简介:] 高艳萍(1973—),女,河北文安县人,河北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与加拿大史和国际关系史。

参考文献:
1、 Kay J. Anderson. Vancouver’s Chinatown: Racial Discourse in Canada, 1875-1980[M].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2、 Anthony B. Chan. Gold Mountain: The Chinese in the New World [M]. Vancouver: New Star Books, 1983.
3、 Wickberg Edgar, ed. From China to Canada: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nada [M].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82.
4、 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C].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5、 Peter S. Li. “The Economic Lost of Racism to Chinese-Canadians”[A]. Canadian Ethnic Studies [J]. Vol.XIX, No.3, 1987.
6、 黄昆章、吴金平.《加拿大华侨华人史》[M].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7、 Peter S. Li. “Self-employment and Its Economic Return for Visible Minorities in Canada”[A]. in New Approaches to Employee Management[Z]. Vol.2: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1994.
8、 Peter S. Li. “Ethnic Enterprises in Transition: Chinese Business in Richmond B.C., 1980-1990”[A]. Canadian Ethnic Studies [J]. Vol.24, No.1, 1992.
9、 黄启臣.“粤籍华人在加拿大”[A]. 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J].1997年第2期.
10、 David Chuenyan Lai. Chinatowns: Towns Within Cities in Canada[M].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8.
11、 陈匡民.《美洲华侨通鉴》[Z]. 纽约华侨文化出版社1950年版.
12、 黄昆章.《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教育科技卷》[Z]. 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
13、 Stanislaw Andracki. Immigration of Orientals into Canada: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M]. New York: Arno Press, 1978.
14、 黄昆章.《从叶落归根到叶落生根——世界华人研究文集》[M]. 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5、 Freda Hawkins. Canada and Immigration: Public Policy and Public Concern [M]. Montreal: Me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16、 Freda Hawkins. Critical Years in Immigration: Canada and Australia Compared [M]. Montreal: Mcgill-Queen’s Press, 1991.
17、 Wing Chang Ng. The Chinese in Vancouver, 1945-1980: The Pursuit of Identity and Power[M].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8.

作者:高艳萍(河北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廊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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