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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少女为何自愿冒充少妇供军人玩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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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3-12-20 03:33:36 |阅读模式
抗战胜利后,当时在中国等待回日本的战俘和侨民有上百万人,在他们等待回国的这段时间中,并不是平平淡淡的一个过程中,他们中有的青壮年军人被征用当劳力,有的日本少女则自愿供国军玩弄。三联书店出版的王鼎钧新书《关山夺路》中,解开日本少女冒充少妇供人玩弄的原因。
我所看到的日俘日侨
抗战胜利,日本军人缴械投降,叫做日俘,住在中国的日本平民仍然叫日侨,中国政府设立了一个机构管理他们,这个机构的名称,今人说法分歧,我记得我看见的招牌是“日侨俘管理处”。侨俘两个字破例密接,印象深刻。
那时“中国本部”(不包括东北和台湾省)有日俘一百二十八万三千多人,日侨约八十万人,中国政府要把他们送回日本,当时称为“遣俘”和“遣侨”。那时“中国本部”使用广州、上海、秦皇岛、青岛等十三个港口进行遣送工作,上海最受重用,资料显示,上海港口送出日俘七十六万人,日侨约六十万人。我们逗留京沪时,遣送工作还没有结束。
国际通例,战胜国有权使用战俘的劳力。我们到南京时,看见日俘正在挥汗修路,江湾新建的机场尚未修好,仍由日俘继续施工。多年后,美国好莱坞拍了一部有名的电影:《桂河大桥》,演出英军战俘修桥的故事。虽然做了俘虏,为敌人修桥,那个英军上校还是很兴奋,他说,身为军人,一生做的都是破坏工作,难得有机会建设,他一定要督率部下,提高工程水平。日军攻打中国,一枪一个洞,一弹一个坑,留下无数断桥残壁,征用他们出力建设,也是一种教育
有一天,我去看他们修路,皇军一变而为苦力,也是千载难逢的景观。那时机械器材缺乏,修路还是靠锹和镐,他们挖过许多战壕掩体,操作十分熟练。动作比较慢,似乎不甘心?但是一锹一镐下去很确实,不敷衍了事,也没看见有人擅自休息走动或抽烟喝水。军官带队督工,工地狭长,他不停地走动察看。盟军规定,日俘遇见战胜国的军人,不论对方阶级高低,都要敬礼,而对方不必还礼(这是长官唯一叮嘱过的注意事项)。乖乖,他向我敬礼的时候,我还真觉得如在梦中。下次再去,我到马路对面远远地看,躲着他。连上有个班长,他每天故意走过工地,每天享受一个敬礼,日本的军官动作敏捷,姿势正确,从未违背盟军的规定。我听见有人笑那班长无聊,那班长说,“抗战八年,除了这个,咱们还能捞到什么?”他每天计算一共得到多少敬礼,到沈阳后,我听他数到第七十次。
我也曾到江湾看日俘修机场,那里参加劳动的人数多,一片黄尘中黄蚂蚁成群蠕动,乍见之下,产生错觉,还以为他们构筑工事,包围上海。我看见他们整队归营,尽管鞋袜破旧,军服肮脏,他们的队形仍然成列成行,目不斜视,无人交头接耳。官长的军服上业已卸除那些显示官阶尊严的佩件,外形和他们一样狼狈,同时也失去了关乎他们生死荣辱的权力,可是他们对长官的尊敬服从丝毫未减。那时怎么也没料到,两年零十一个月后,我狼狈奔往江湾,由江湾逃出大陆

听说上海的慈善机构想捐一批鞋袜给这些日俘,人家不要。如果说日俘决心给京沪人士留下“去思”,他们办到了,报纸杂志不断有人提及他们。据说他们在投降前一天照常出操上课,纪律严整。据说投降后照常整理内务,被服装具一丝不苟。据说缴枪之前把枪擦得干干净净。据说他们登船回国,秩序井然,无人抢占好位子,而且让妇孺优先。他们的财物都得留下,只准带很少的钱、很少的随身用品,例如五百日元的现款,一只手表,一只自来水笔。宪兵检查严格,据说他们无人违反规定。
不久,我们走海路赴东北,葫芦岛登岸,正是夕阳西下,我看见许多日本侨民在码头上排成队伍,接受检查,老人弯着腰,排在最前面,然后是妇女,牵着小孩子,最后才是青壮男子。队伍很长,没有声音,图画中才有那样的沉默,只听见海浪拍打堤防,连小孩子都不走、不跳、不哭、不叫。海水中一艘轮船等着送他们回国,记得是一艘年久失修的老船,外壳油漆斑驳,我当时有一个念头闪过:如果海上起了大风大浪,这样一艘船能把他们平安送到日本吗?
投降现场的“降将”机心
抗战时期,我们都熟知兵学家蒋百里的名言,他说日本盛产清酒、樱花和鲤鱼,这三样东西可以代表日本人:清酒没有后劲,象征日本的国力难以为继;樱花突然满树盛开,也一夜败落干净,象征日本的国运无常;厨师烹鱼前,鲤鱼躺在砧板上不动,象征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可怕的是清酒喝光了,酒厂再造;樱花谢尽了,明年重开;鲤鱼死了,来世轮回。京沪论客高分贝呼喝,教人莫唱《何日君再来》。
投降,日本军人一万个不甘心,闲言闲语很多。民国政府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南京“受降”,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呈递降书,两人留下历史性镜头。我乍见那张照片时,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看了几十年,终于看出眉目来,那位降将双手送出“那张纸”时,纸离桌面太近,太低,“那张纸”也没过桌面的中线,何大将得伸长胳臂俯着上身接过来,“降将”有机心,何上将恐怕是有些慌张。单就那授受片刻而论,日本没输。
然而一般军人也的确可怜,无论精神上、物质上他们都贫无立锥,战争耗尽了日本的一切资源,“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们回去连食物也没有。如果他们中间有人强奸过中国妇女,此人的妻女正在卖淫;如果此人放火烧掉中国人的房子,此人的祖居已被烧夷弹或原子弹化为灰烬;如果此人用他的东洋皮靴踢过中国人的孩子,中国学童正把日本孩子推入水中。即使此人从未抢过中国人的东西,他的家已遭中国游民侵入,喜欢什么拿什么,“你们从中国人家里抢来的、我们收回。”
东北人性情刚烈,属于“北方之强”,那时他们远在“化外”,没听见“以德报怨”的广播,“恩仇不报非君子”,动手杀死许多日俘。多少日俘日侨被飞机炸死,被老百姓杀死,衣服被人扒光冻死,多少人生了病,得不到治疗,也是一死,还有不少人自杀而死。死神一次一次筛选,最后大难不死,再回到日本去受罪。现在读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的《日治时期在满洲的台湾人》,书中有许多见证,跟我当初听到的传闻八九不离十。
天皇下诏投降,教他们“不能忍者忍之,不能受者受之”。“忍”能维持自尊,也许这是日本人的特点,但是也只有在中国人手中办得到,或许可以说,这才是中国给他们的特惠。“南京大屠杀”一笔账,算来算去算到日军将领谷寿夫头上,他是第六师团长,一九四五年进占南京。中国法庭审判他,他十分庄重地说,他不知道有大屠杀,他从未下过那样的命令,但是他说,如果他的部下真的那样做了,他有责任,他愿意负起责任。声调沉稳,要言不烦。中国法庭杀了他,“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大体上说,盟国法庭杀战犯,仅仅杀了他们的肉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幽魂早在日本复活。任何国家都得有国魂,日本打造国魂,“二战”战犯的幽魂竟也做了材料,十四名甲级战犯的灵位移到靖国神社、日本的“忠烈祠”。二○○一年盂兰盆假期,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悍然参拜靖国神社。
十万关东军逃进长白山
我们到了沈阳,听到苏联军队干的一些事。奸淫掳掠的事容后再谈,单说对待俘虏,斯大林把二十八万日俘运往西伯利亚做苦工,饥寒交迫,劳动量很大,估计他们以青壮之年憔悴而死,斯大林杀了他们的身体,也杀了他们的灵魂。一九五○年,苏联把“在中国犯罪”的日本战犯交给中共,其中包括在山东执行“三光”政策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关东军制造细菌武器的七三一部队支队长神厚秀夫。

日本关东军大约有十万人不愿投降,抛弃妻子儿女,遁入长白山中,再也没有出来。长白山区冬季有四十天下雪,气温经常在摄氏零下四十度左右,他们没有生存的条件。奇怪的是没有人逃回来,估计最后的结局是集体自杀,而且是少数人控制多数人强迫自杀。他们的妻女担当另一种角色。那时国民政府船只有限,东北的遣送工作排在最后,我到沈阳时,马路两侧日侨摆了许多地摊,出售他们带不走的东西,维持目前的生活,大件如钢琴沙发,小件如玩偶花瓶,虽说家产充公,当局并未禁止。那些专售“小件”物品的地摊最有看头,日本文化琳琅满目,地摊后面几乎清一色的“跪”着一个女子,绝对没有男孩子出现,只有他的母亲或姐姐,她们给“男子”留面子。她低着头,双目下垂,并不真正照顾她的货物,任凭顾客自动取货,自动照标价付款,如果有人白白拿走,她也没有任何表示。偶然有男人(多半是关内来的国民党军大兵)伸手去摸她的脸蛋儿,强迫她抬起脸来,她的反应是“三不”:不合作,不挣扎,不出声。
那时还有日本女子沿街叫卖自己制作的食物,据说她们都是日本官员的女儿。日本女子也在街头搭建临时的小木屋卖酒,拉起白布条做成的广告,中年妇女炒菜,少女担任招待,二十岁模样的少女,穿着和服,站在柜台里面,端出咸豆花生米,把酒杯斟满。顾客多半是东北的工人或马车夫,这些粗鲁的男人乘其不备出手突袭,摸她们的胸脯,或者揪住头发吻她们的脸,她们都能说汉语,可是没有抗议争吵,也不流泪,默默地承受一切。
日本女人才是“真投降”?
资料显示,东北地区有日侨一百三十万人。沈阳一地大约有二十万人,其中妇女占百分之七十,包括由日本来的营妓舞女。东北遣送日俘日侨进度较慢,李修业在《遣送东北日侨俘的回忆》中说,这年十一月才遣送完毕。所以我们还有机会见到许多、听到许多。
日本占领东北后,向东北大量移民,移民是他经营东北的重要手段之一,日本人是特权分子,一声投降,全成了搁在沙滩上的鱼。那时她们非常恐惧,她们熟知日军在中国造了什么样的孽,伸长了脖子等待中国军人的屠刀。她们为丈夫乞命,为子女乞命,为自己乞命,既而发现中国男人所要的不过如此。她们也弄不清楚眼前这个中国人谁有多大权限、谁能发挥多少影响力,她们完全顺从“中介人”的摆布。所谓中介人,主要的是日侨管理所的民国干部,各方“权势”向他们要女人,他们晚间把年轻女子送到指定的地方。沈阳外围某市的市长,每夜换一个日本女子侍寝,他向人夸耀,他打算一年睡三百六十五个日本女子,自称民族英雄。管理日侨俘的处长和他所属的许多所长,都由当地党政要员兼任,他们从来不把这项兼职写在履历表上,他们的传记和墓志铭夸尽当年勇,从未提起管理日俘这一段。
“淫媒”之类的人物也应运而生。我有一位本族的长辈,他在关内工作,因业务需要,经常往来沈阳,为起居方便,他在沈阳市买了一幢日式房屋,他若不来沈阳,房子就由他军中的密友们自由使用。管理房屋的副官告诉我,许多上校、少将级的人物轮流在那幢房子里宿夜,年老的日本妇女晚上送年轻的日本女子来,那些军官喝酒的节目也省了,有时一个人睡人家两个,有时两个人睡人家一个。关于这幢房子和它的主人,以后还有故事可讲。
美色也是阶级,漂亮女子总是归官位高的人,门当户对。聪明的美女也总是赶快找一个“英雄”献身,受他的保护,免得再去伺候一个一个“人下人”。那年代,女囚收监以后,倘若无背景而有姿色,很可能由典狱长之类的人物召去陪睡,若是不从,她就会落进那些看守员的手里,他们轮流纵欲,使她悔不当初。日本女子毫不迟疑接受了她们的命运,而且竭力减少了损害。
据说在床上,日本女子委屈迎合,那一份从里到外彻底奉献,才真是“无条件投降”。而且她们穿着华美的和服来,脱掉和服,里面并没有内衣,男人的这份骄傲和享受,也许只有皇帝召幸后宫嫔妃才可以得到。战胜国的男人尝过日本女子的委婉承接之后,对这个战败国有宽恕心。
后来我到台湾,结识了一位剧作家,他当年在军中做政工,他的部队第一批出关,进占沈阳。他的官阶虽然低,却也有一段醇酒妇人的日子,他说,他们当时的口头禅是“以个人幸福庆祝抗战胜利”。他胸中有许多日侨女子的故事,但是没来得及写出来。

我从他那里知道,日本的少妇和少女,装束有别,他们找来的都是少妇,上了床才发现是少女。他们纳闷:向来只见少妇冒充少女,何曾听说“反串”?后来明白了,日本少女认为贞操神圣,妇人就没那么严重,她以少妇装扮保留自尊心,同时她也表示大割大舍,没有什么“过渡”。那时中国男人嫖妓,也指明要日本女子,老鸨常以中国女子冒充。有经验的嫖客说,识别真伪很容易,你把手伸进女孩子的衣服里,抚摸她的胸部,如果她的肌肉温暖柔软,她是日本人;如果她的肌肉冰冷僵硬,她是中国人。面对横逆,日本女子有她的哲学,她完全撤除了心理的防线。日本女子挂在十字架上,替日本男人担当罪孽。
动荡之世,“每一个维持尊严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牺牲尊严的女人。”并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有美色,正如并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有权势,双方都有自知之明,不得已而求其次,连我们的几个班长都没留空白,他们总是白天外出,匆匆赶回来参加晚点名,一脸酒色财气,连长训话,要求大家“节制”。后来知道,美军占领日本以后,日本女子为美军官兵布置温柔乡,赚外汇,也争取美国对日本的同情。美国记者发出报道:“东京的妇女大半是妓女。”中国记者水平高:“日本的女子大半是西施。”西施牺牲肉身,图利本国。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台湾企业家许文龙旧话重提,他称赞日本女人牺牲色相,挽救日本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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