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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张闻天怨恨深 临终还让人读批张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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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4-1-1 15:34:32 |阅读模式
毛泽东秘书胡乔木曾说,毛泽东对张闻天怨恨较深,整风期间写了几篇文章集中批评张闻天。写得很尖锐,用词辛辣尖刻,刺人的过头话不少。当时没有准备发表。他对这组文章钟爱有加,1974年曾找出仔细看过,临终前一个月还让人读给他听过一遍。张闻天秘书、《世界知识》杂志原主编萧扬在《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撰文《胡乔木谈毛泽东与张闻天》讲述了这段几乎被湮没的历史。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在天安门城楼
毛、张在长征中是合作的,但是也有矛盾。毛主席讲过一个例子。张闻天下令,所有人都要几点钟起床,到时候吹号。毛主席是在夜里工作的,早上怎么起得了床?他就发脾气说,哪里来的新兵?朱总司令也没有禁止过我!

1985年4月13日,胡乔木约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同志谈他回忆张闻天的文章。张培森、程中原、施松寒(已故)和我参加了谈话。胡乔木拿出一页已写的稿子说,他的文章原已动手,因有眼疾,不方便写长文。另脚也有病,虽是一时之疾,但是在4月份内影响大,而《回忆张闻天》一书截稿在即,所以找我们来救急。他这次谈话的主要部分已经整理进《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并经他本人修改审定,先后在《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胡乔木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发表。没有整理进去的部分主要涉及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关系,胡乔木说这些事情“比较难写”。现在时间过去了20多年,大家对于党史上事实材料的披露有了更多期待,也有了更高的鉴别力和承受力,我觉得可以按照当时的记录(主要是未曾发表的部分)整理此文了。记录曾请张培森、程中原两位复核。

胡乔木:毛主席对张闻天怨恨较深

1941年我调任毛主席的秘书。这一段有些事情比较难写。毛主席曾经问我对张闻天的印象如何。我答,很好。他对冯文彬有过批评(注1),对我们有帮助。毛主席却对张闻天很不以为然。他说,你不了解这个人,这个人做不了什么工作。就在这一年秋天,中央召集会,撤销了张闻天书记处会议召集人的职务。毛主席批评他空、高、怯、弱、私(注2),没有工作经验,自高自大,不接近人,到群众中去少,对有经验的老干部请教意见少。他就是开会,议程一、二、三、四。毛主席这些批评也不错。

那次撤销张闻天的书记处会议召集人职务,也同他在三次“左”倾路线中有责任有关,虽然他在遵义会议上起了作用。他在政治形势的分析等问题上同博古一致,在苏维埃具体政策上有分歧。那次批评,我不知道,是后来听说的。后来张闻天去了绥德(注3),回来参加了一段整风,也讲了话。

张闻天在延安时写的《论待人接物问题》,影响大,在国统区影响也大。一般人印象,以为共产党人不讲人情,不讲待人接物之道,这篇文章澄清了误解,为共产党人改善了形象。但是文章在整风中却挨了批评,说没有阶级观点。康生批评最为激烈,毛主席也表示不赞成。其实那篇文章讲了人是分阶级的,讲了要同坏人作斗争。陈云讲的干部政策也受批评。康生说,认识人、用人,只能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这是毛主席一生没有解决的问题:一讲人,就是阶级烙印;一看到谁讲人,就反对。

这是当时对他批评的过火之处。

七大选举时讲了张闻天的作用,但是主要是讲王稼祥的作用。实际上张闻天的作用至少不在王稼祥之下。因为他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而且推举他为总书记。

对王稼祥,有一个时期毛主席请他来杨家岭住,什么事情都找他商量。后来有人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是王稼祥说的,毛主席就对他冷淡了。但是,毛主席后来还是比较信任王稼祥。在中联部后期,他们有分歧,王稼祥受了批评。王稼祥认为,对欧洲和平运动不能反对,提了一个折中建议,主张分开处理。他们联名写了信。毛主席很不满意。但是对王稼祥总是好一些,王稼祥解放也早一些。

毛主席对张闻天怨恨较深,整风期间写了几篇文章集中批评张闻天,这些文章他也不准备发表。(注4)(文末注释之注4:指批评第三次“左”倾路线领导人的“九篇文章”。胡乔木说,这组文章“的确写得很尖锐”,“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刺人的过头话不少”。毛泽东当时没有准备发表,1965年5月修改时有了重新发表的念头。他对这组文章钟爱有加,1974年6月曾找出仔细看过,临终前一个月还让人读给他听过一遍。)

毛泽东:我看洛甫的意见大体也可以

1944年,毛主席要张闻天、陈伯达和我三人做他的政治秘书。(注5)我和张闻天同住在枣园。张闻天写了中国革命的大事记,像年表一样,很有价值,今天如能找到,就很好。(注6)其中记了不少外界很少流传的事。例如古田会议,主要是毛主席同陈毅的矛盾。毛主席说,红军要彻底胜利,一定要反对陈毅主义。如不反对陈毅主义,革命就要失败。陈毅比较随便,大而化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毛主席是很严格的,制定了的政策就要执行。看起来讲话风趣,实际上处理事情很严格。后来陈毅到上海,周恩来要陈毅坚决服从毛主席领导。陈毅回来,古田会议才得以召开。古田会议主要针对朱、陈二人。毛主席是少数,他认为无法合作,退出前委。后来陈毅去请他,他就写了古田会议决议。所以决议写了很严格的主张。

做政治秘书,实际上没有多少事。张闻天就写自己的笔记、回忆,很勤奋。当时他年轻,离所写事情发生的时间也不远,所以记的事情清楚。本来毛主席要我们起草七大的报告,后来认为我们起草的不能用,所以从头到尾他自己写。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到东北,我们没有联系。我知道他在1948年到1949年间用心研究经济建设方针问题,给中央写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报告。这一时期他就合作社问题写的报告,主张农村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同少奇同志的分歧很严重。少奇根本否定这类主张。洛甫主张企业要有利润,少奇批,利润不是企业的目的,所以提法不对,把问题提得很高。少奇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说,你的信我也没有怎么看,我看洛甫的意见大体也可以,修改一下也可以用。毛主席很赞成张闻天的主张。

1950年,张闻天奉调北京,准备担任我国驻联合国的常任代表。本来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时,党中央就曾准备派张闻天参加中国代表团,毛主席曾要我为此草拟新闻稿,特别交代在稿中要写明张闻天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后来中央因故改派了董必武。

张闻天后来接替王稼祥担任驻苏大使。王稼祥在任时,苏联同我们关系紧张,怀疑我们是第二个南斯拉夫,王稼祥回国时连欢送宴会都没有。张闻天去后,不久赫鲁晓夫上台,情况就不一样。他离开苏联时,苏联的欢送很热情。后来批张闻天时说,王稼祥在苏联受冷遇,你受欢迎。其实是张闻天在对苏联关系方面掌握得比较好。

1954年我去苏联治病,到过使馆几次。张闻天勤于调查研究,曾给国内电报,介绍苏联动态,中央比较重视。我劝他多写些电报,介绍苏联的领导方法。当时我感到国内领导经济不上轨道,苏联管理经济较有条理,希望他多写些电报,影响国内。但是后来他写的也不多,可能同中苏分歧有关。

张闻天领导使馆,内部工作有条理,很多人信服他,这些人都在。但是这一段写起来措词比较难,一些人同外交部的关系有些复杂。

1958年陈毅接替周恩来担任外交部长时,中央曾经考虑是否需要张闻天继续留在外交部。周恩来认为张闻天在外交部工作做得比较认真仔细(例如他曾到我国各驻外使馆做过一次巡回视察,这种工作似乎在他以前或以后的外交部领导人员都没有做过),主张把他留下。可见张闻天这一段的工作是得中央好评的。

毛泽东:哪里来的新兵?朱总司令也没有禁止过我!

毛、张在长征中是合作的,但是也有矛盾。毛主席讲过一个例子。张闻天下令,所有人都要几点钟起床,到时候吹号。毛主席是在夜里工作的,早上怎么起得了床?他就发脾气说,哪里来的新兵?朱总司令也没有禁止过我!张闻天敢管事,本来这类事可以不管,张闻天的知识分子气太重。还有一次,毛主席在会上交给张一份文件。张闻天说,这事会上不谈。毛主席将文件扔到地上,认为开会不能讨论问题。毛主席讲话海阔天空,一讲可以讲很多,讲了很多道理。张闻天则喜欢刻板的工作方式,开会要有准备,有议程,按事先计划进行。列宁下过命令,开会发言不能超过五分钟,一位工程师发言长了,被他制止。张闻天也学了这种办法。毛主席非常不习惯这种开会方法,经常在会上转移话题。

郁达夫:你完全可以做一个诗人

庐山会议上,我同张闻天的意见比较接近。本来我在苏联时同他谈话,对国内形势的意见就比较接近。

“歌特”文章(注7)是张闻天写的,这没有问题。为何作用不大?可能文章写出不久,他就离开了上海,所以在“左联”的实际工作中未起影响。不仅周扬、夏衍没有接受,连鲁迅也没有接受。

我们那时办了一份32开的刊物,叫《中国青年》。1941年2月,我们在《中国青年》上登了张闻天早年发表过的小说《飘零的黄叶》。张闻天不赞成再登。我觉得可以发表,对他讲了我的考虑。那时绥米警备区刚刚收复,青年学生多,他们文化程度比较高,我认为发表《飘零的黄叶》会有作用。从张闻天那里我听说,当年小说发表后,郁达夫对他说,你这篇小说像一首诗,你完全可以做一个诗人。

张闻天的《王尔德介绍》是一篇较好的作家论。就对王尔德的评论而言,此后中国似乎没有更为系统、全面的论著问世。张闻天翻译的王尔德的《狱中记》至今也没有新的译本代替。

注释:

注1:对冯文彬的批评,指1938年批评青训班逮捕人一事。胡乔木在《回忆张闻天同志》中记述了这件事:

“同张闻天同志第一次发生工作上的接触,我记得是由于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我担任陕西安吴(属泾阳县)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简称青训班)副主任时发生的一件事。青训班主任冯文彬同志当时不在安吴,大概是因工作去西安了。班里有一个名叫陈珍雄的广东青年,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这时在青训班学员中宣传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被如今在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的廖季立同志告发。除陈珍雄以外,还有一两个跟他观点相同的人在共同活动。那时正当康生回国后在《解放》周刊上发表《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派匪帮》一文以后不久,我和当时也在青训班担任负责工作的张琴秋等同志商量,决定先对陈珍雄进行批斗,然后把他和同他一道从事托派宣传的人逮捕起来,准备送延安处理。正在这时,冯文彬同志回来了,不久他就接到张闻天同志来的一份电报。大意说,青训班是办在国民党统治区,这是由于西安事变时形成的特殊的历史条件(那时红军驻在泾阳、三原等地,红军开往山西抗日前线后,除为便于在西安、延安之间的运输、交通和其他联络,在由三原到洛川等县城设联络站以外,还曾在泾阳县属的云阳镇设有留守处,在安吴堡也曾有伤员留驻,两处都在三原以西不远的地方),国民党正在想种种办法要取缔青训班,现在并非政权机关的青训班竟然逮捕人,这正好给国民党一个借口,因此必须坚决纠正乔木等人的这个错误,立即把人释放。这个电报给了我很大的教育,自己也认识到确实太幼稚。结果是把陈珍雄等经过统一战线关系转送到长安县政府(那里的县长是党的一位同情分子),由长安县政府放了。”

注2:应是“狭、高、空、怯、私”。

注3:指张闻天的陕北、晋西北农村调查之行。绥德是这次调查最先路过的地方,也是调查的最后一站。

注4:指批评第三次“左”倾路线领导人的“九篇文章”。胡乔木说,这组文章“的确写得很尖锐”,“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刺人的过头话不少”。毛泽东当时没有准备发表,1965年5月修改时有了重新发表的念头。他对这组文章钟爱有加,1974年6月曾找出仔细看过,临终前一个月还让人读给他听过一遍。

注5:关于政治秘书,在最初载于《回忆张闻天》一书的《回忆张闻天同志》文中,胡乔木是说“毛泽东同志曾经要张闻天同志在身边担任政治研究工作”。此文后来收入《胡乔木文集》时,采用了“政治秘书”一语。

注6:这本大事记在《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中被称为“大事年表式的中国革命纪事”。胡乔木说它是张闻天“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在担任党中央领导工作期间的耳闻目睹”写成,“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些事我就是首先从这里得知的”。它连同张闻天长征途中的日记、1942年陕北晋西北调查的报告和材料等等,在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的紧急情况下烧掉了,“这实在是一个极可痛惜而无法弥补的损失”。

注7:指署名歌特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发表于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1932年11月)。文章批评了排斥第三种人和第三种文学、将文艺归结为政治留声机的关门主义错误。据程中原查证,瞿秋白、冯雪峰接受了这一批评,针对第三种人的文艺自由论争因而停止。鲁迅1932年12月写的《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同歌特文章反对关门主义步调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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