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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感情婚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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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4-1-1 23:01:41 |阅读模式
伟人的情感生活与风流韵事一直是引人关注的话题,也有人会抓住伟人的隐私来否定一切。博主卸甲一书生发表于《共识网》的一文指出,毛泽东是多情之人,一生感情经历丰富,事实俱在,无从遮掩。非要将其塑造成圣洁感情的偶像,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就算下一道禁令,不让国人谈其婚姻感情生活的真相,今日禁得了,又如何堵得住后世亿万民众悠悠之口?
毛泽东旧照
动了考察毛泽东婚姻感情经历的念头,是因为2013年11月11日“光棍节”那天看到一条新闻:有商家在毛的故乡韶山策划了一场特殊的婚礼,半个多世纪前曾为回到故乡的毛泽东献花的学生蒋含宇、彭淑清夫妇成为风光人物,撰写新闻稿件的记者甚至说“老俩口当年的红娘正是毛主席”。这是无稽之谈!当年他们献花时才14岁,毛绝不会鼓励两个孩子早恋,事实上与他们的谈话中也没有一个字涉及到二人的“终身大事”。蒋当时是韶山学校少先队大队长,彭为大队委员,是校方选定经常为各路来访领导献花的人(参见《在毛泽东身边》,第20—22页)。两人后来结婚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儿,非要把它与“被”献花的领导们连在一起,并且在其中挑个最著名的,说成是“红娘”,恐怕连蒋、彭二人自己都觉得好笑。
话扯的远了,还是回到正题上来。据报道,活动的高潮是蒋、彭夫妇带领100位新人在毛泽东铜像前宣誓:从今天开始,拒绝婚姻物质化,拒绝婚姻自私化,拒绝婚姻随意化,用诚挚注解婚姻直到永远(文鹄《百名新人毛主席铜像前宣誓:拒绝婚姻随意化》)。
这就怪了!中国人讲求泛神崇拜,但也有功利目的。一是所拜的“神”恰好管这方面的民间事务,比如出海的渔民拜天后,求子的百姓拜观音,求财的商贾拜财神等。二是所拜的“神”(其实都是历史人物)在某方面堪为楷模,如精忠庙里的岳飞,三义庙里的刘备、关羽和张飞等。据笔者所知,1990年代曾有一些司机把毛泽东的像挂在驾驶室里,说是能保佑行车安全,近年来也不时兴了,但从来没有听说他在婚姻爱情方面有什么护佑功力。直到现在,也没有哪个人把他尊为“婚姻保护神”。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楷模作用了,笔者便来考察一下毛泽东是怎么“拒绝婚姻随意化,用诚挚注解婚姻直到永远”的。

说起毛泽东的感情生活,首先要提到青梅竹马之交的王十姑。王十姑是王季范的妹妹,与毛泽东是两姨表姐弟。毛的母亲叫文七妹,王的母亲叫文六妹。毛泽东与王十姑从小在外婆家一起玩,感情颇好,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毛泽东曾对王季范的孙女王海容回忆说:“她是好人。人很白,性格很好,手很细,我们还拉过手哩!”但两人未能“终成眷属”。王十姑嫁给了本县一位姓赵的人,结婚后不久就去世了。此事毛泽东在世时鲜有人知。王海容也是因为毛向她问起王十姑,不明就里,跑去问她的奶奶才知晓的。爷爷王季范先生则告诫她:“不要乱说!”前些年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出版的《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一书,把这段少年时代的纯真感情经历披露出来。
毛泽东第一个妻子姓罗,据说没有名字(亦有材料称名为罗大秀),这在清末社会里很普遍。她比毛大4岁,生于1889年10月20日,与毛家有亲戚关系,其祖母毛氏是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的堂姊妹,即毛泽东的姑祖母。罗氏1908年嫁到毛家,1910年病逝(《毛泽东与杨开慧》,第56页)。毛自己说,“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在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她”(《毛泽东自述》,第35页)。清末民初,追求自由的青年大都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赞成旧式婚姻,甚至因此离家出走的不在少数。毛有这种态度也正常,而且在他这次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把自己的年龄说小了两岁,可见多年之后仍对这段婚姻很不满意。但对规规矩矩侍奉公婆、操劳家事的罗氏来说却不公平。有学者认为,毛泽东说“从来没有和她在一起生活过”,并不真实。毛泽东在1908至1909年秋一直停学在家务农,1909年秋复学,也是到距韶山不远的东茅塘私塾就读,“基本在家住宿”。”(《真相:毛泽东史实80问》,第39页)。毛家住房有限,其间二人“同桌而食,同室而居,怎么‘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毛泽东〈虞美人·枕上〉探幽》)。
有资料证明,毛泽东在走出偏僻的韶山冲后还有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经历,对方是素有才女之称的陶毅(陶斯咏),前些年上映的几部反映中共早期历史的电视剧也不隐晦这一点。陶为湘潭富户之女,与向警予、蔡畅并称为“周南(女校)三杰”。向警予毕业后回家乡溆浦办学,但她经常与周南女校保持联系,有事来长沙时,即住已在周南女校担任女生舍监的陶毅处。1918年9月,蔡畅去信邀向警予来长沙组织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向警予欣然答应,旋即离开溆浦来到了长沙。不久,她与陶毅一道加入了新民学会,成为该会最早一批女会员。毛泽东与陶毅是什么时间开始密切交往的?据学者马以君考证,1919年11月16日,新民学会在周南女中欢迎六名新入会的女会员,陶、向是其中的两个。会上选出8位评议员,陶列第一位,毛列第三位。二人成为评议员同事,从此不时留下二人在一起畅谈的身影(参见马以君《<贺新郎·别友>考析——兼述毛泽东的“人间知己”陶毅》,《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03年第3期)。问题在于毛本人在1918年冬至1919年春已经爱上了老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并在与陶同时当选为评议员1个月之后再度赴京,与杨开慧再度相聚(详见下文)。可见他直到这个时候仍未决定选择谁做自己的结婚对象。
据《毛泽东传》所言,毛泽东1920年7月从外地回到长沙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等创办文化书社(第61页)。办书社需要资金,这个钱是怎么来的?来自于各界人士的捐助。据文化书社1920年10月22日的报告披露,当时书社共收到519块银圆,捐助者姜济寰、左学谦、毛泽东等27人,姜、左都是当时长沙知名人士,分别担任过湖南省财政厅长、湖南商会会长(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35—540页)。连姜、左在内的3人为文化书社各捐100元,毛泽东、陶毅等3人各捐助10元,书社临时经理易礼容捐助1元(《毛泽东与杨开慧》一书说杨拿出父亲杨昌济去世时亲朋们送的奠仪钱捐给了书社。但当事人易礼容明确表示这是不可能的。书社10月22日的报告中也根本没有提到杨开慧的名字,可以佐证直到10月下旬并没有收到来自杨的捐款。接下来毛、杨结婚,此时以谁的名字捐款都无关紧要,却仍无任何资料证明他们捐过)。毛、杨、陶都参加了文化书社的活动;毛泽东编选的3大卷《新民学会通信录》收录了毛、陶两人通信5封;1921年陶去南京金陵女大进修,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时,专门到南京探望陶毅(参见李胜良《“人间知己”:青年毛泽东的遗世恋情》;《毛泽东年谱》)。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毛泽东与这位年轻女性的交往是不同寻常的。
毛泽东当年曾表明自己对爱情的态度:一、“人生恋爱的要求,其势力比任何要求都大。”二、“凡在婚姻制度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我是早已宣言不愿加入这样的强奸团的。”三、“男女两下的相知,到了交厚情深,尽可自由配合。”“或桑间濮上别有天地,实行他们的秘密恋爱。”四、“我们正好奉向、蔡(引者注:指南周学校的另外两位女杰向警予和蔡畅)为首领,组成一个拒婚联盟(建立以爱为基础而非以婚约为掣肘的家庭)。”(参见菲力普·肖特《毛泽东传》,第101—102页;出处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66—567页)。上述言论写于1920年11月25日,很可能是对自己跟王十姑、杨开慧、陶毅感情经历的一个总结。

2010年9月10日,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坐客人民网。当网友问到他《建党伟业》中“毛泽东有个叫陶毅的恋人,是不是事实?”毛答:“这并非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因为经过我对党史的研究,包括对我爷爷个人生平的了解,毛泽东在建党前后,除了在第一师范求学,甚至包括他1918年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经过杨昌济推荐,到李大钊手下工作,一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我认为毛泽东最爱的伴侣和妻子始终是我的奶奶杨开慧,这仅是从我爷爷个人的思想感情上面来说。”毛新宇补充说,在1920年12月,爷爷毛泽东和奶奶杨开慧在长沙第一师范附小主事室(校长室)结为夫妻。“由于这个基本历史事实,所以我的奶奶杨开慧是建党以后第一批女共产党员(杨开慧是1921年加入共产党的),既然说我的爷爷奶奶是1920年12月结婚的,共产党成立是1921年7月,所以,在这个历史时期,我爷爷所爱的,而且他的合法妻子只可能是杨开慧一人,而不会是其他人。”
毛新宇的话当然不能证实“毛泽东最爱的伴侣和妻子始终是我的奶奶杨开慧”这个结论。由孙子去证实爷爷、奶奶的感情生活,本是极为搞笑之事。不仅孙子不是当事人,就连他的父母那时都还没有生出来,当孙子的是怎么知道其间细节的?人大历史系毕业的毛新宇不会不明白,却十分虔诚地想去证明这一点。能够证实毛、陶感情经历的只有当时毛身边的朋友与同事,杨开慧本人也说过与毛相爱的不止她一人。但毛泽东对杨开慧用情很深(不是很专)确为事实。
杨家对毛泽东有知遇之恩。父亲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时就很欣赏这个学生。1914年毛泽东与其他几位同学到杨家位于板仓乡下的老宅求教学问时,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儿。当时1901年出生的杨开慧只有13岁,当然谈不上情丝暗牵。1918年杨昌济到北大哲学系任教,一家人随父来到北京。毛泽东也于1918年8月19日到达北京,一开始住进老师杨昌济的家中,后来又搬出去与蔡和森等人蜗居在三眼井一处狭窄的房间里。为了解决毛泽东的经济困难,杨开济把他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谋得一名助理员职位。
毛泽东何时爱上了恩师的女儿?据他自己说是在北京大学当图书助理员的时候——“我在这里还遇见并且爱上了杨开慧”。“在公园里和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花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之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毛泽东自述》,第40—41页)与毛泽东一起逛公园最合情理的同伴当然是热恋中的杨开慧。但杨与毛相恋,却有一个很大的心结障碍:她原来是奉行“独身主义”的。据杨1929年6月在板仓回忆:“我大约十七八岁的时候,对于结婚有了我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旧仪式的结婚,并且我以为用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掉真挚神圣的不可思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的!我也知道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而且普通人是懂不到这一层来的。然而我好像如此,不能改变,用一句恰好的话可以表现出我的态度出来:‘不完全则宁无。’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因为我不要人家的被动爱,我虽然爱他,但绝不表示,我认定爱的权柄操在自己的手里,我决不妄去希求。我也知道都像我这样,爱不都埋没尽了吗?然而我的性格,非如此不行,我早已决定独身一世的。”这种情形的改变是因为毛泽东的主动追求。杨开慧说:“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不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他为我非常烦闷——我相信我的独身生活,是会成功的。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
1919年春,毛泽东打算离开北京返回湖南,原因是“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0页)。10月5日,毛泽东母亲去世。12月18日,他第二次赴京,与杨开慧重聚。1920年初,恩师杨昌济病逝。7月,毛泽东返回长沙,与此前扶柩回乡后进入福湘女中念书的杨开慧相见。1994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曾刊有毛泽东词《虞美人·枕上》一首:“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坐数寒星。晓来百念皆灰尽,剩有离人影。一勾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这首词的写作时间,《毛泽东与杨开慧》系于1920年冬二人结婚之前,不知基于什么理由。杨当年的“闺蜜”李淑一忆及曾看过毛热恋时写给杨的这首词,那么它可能写于1918年冬到1920年冬近两年的时间里。1920年冬,在没有按旧规矩办嫁妆、坐花轿、拜天地的情况下,“不做俗人之事”的杨开慧与毛泽东结了婚。
毛、杨婚后是不是始终如胶似漆,恩爱无间?也不是。杨开慧说:“忽然一天,炸弹跌在我的头上,微弱的生命猛然地被这一击又几乎毁了!但这是初听这一声时的感觉。他究竟不是平常的男子。她爱他,他也爱她,但他不能背叛我。他终究没有背叛我。他没有和她发生更深的关系,反而因此他的心盖、我的心盖都被揭开了。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因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的脾气。我更加惟恐他看见了我的心(爱他的心)。因此我们觉得更亲密了。从此我又知道了许多事情。我渐渐能够了解他,不但他,一切人的人性。凡生理上没有缺陷的人,一定有两件表现。一个是性欲冲动,一个是精神的爱的要求。我对他的态度是放任的,听其自然的。”(转引自陈漱渝《毛泽东时隔五十年屡次修改当年所作情诗之谜》)上述文字来自于1982年修葺杨开慧旧居时,在墙缝里发现的她的手稿,加上1990年再次修缮时从卧室外的檐头下发现的手稿,总计5000余言8篇文字。为此,湖南省博物馆专门成立了杨开慧手稿整理研究小组,并在2010年第20期《新湘评论》发表了由欧金林执笔的《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杨开慧手稿试读》,对手稿文字予以部分披露和首次解读。为何不全文发表杨的手稿?有人指出,是因为手稿中透露出她对当时农会的阶级斗争很反感和反对,并表达了对毛泽东个人生活习性的不满,所以送到中央党史办后,因“政治影响太消极”,不允许在国内公开传媒上公布全部内容,只允许公布一些杨开慧对毛的感情忠贞如一、不怕死亡、同情下层劳苦人民以及个人生活孤苦等方面的内容(参见方心田《从〈飘峰山上的红霞〉谈主旋律文学的过滤性特征》)。笔者所见公开出版物中的杨开慧文字多是短小语录,有的引文长些,中间也要用删节号把“不宜”文字隐去。最典型的就是上面所引的那段文字,欧金林的文章根本没有提。至于杨对毛泽东政治和生活上的“八字评语”,知道的人更少,半个多世纪前就开始研究毛泽东青少年生活的李锐先生不久前才披露于世。
笔者以为,除了杨的手稿外,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一词也可以为二人曾发生过感情风波一事做注: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任凭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载《人民日报》1978年9月9日)。《毛泽东与杨开慧》一书将此词定为1923年深秋毛离开长沙清水塘时的手笔,当时他离开杨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据知情人说,现在读者看到的这首词其实是毛泽东后来修改过的。原词在“人有病,天知否”处为“重感慨,泪如雨”;在“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处为“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堕,云横翥。”两相比较,原词尽有男女间的情怨倾诉,又有大丈夫志在四方而不为情牵的决绝,修改后则多了些睥睨天下的帝王情怀。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是那句“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这个“误会”是什么?有人说是杨开慧发现了毛仍与陶毅有联系。笔者认为,杨开慧当时究竟听到了毛与哪位女性的情感瓜葛风闻,因资料有限,目前已无从察考。但此词确实披露了两人在情感生活上曾起过波澜,后来澄清了“误会”,重归于好的事实,这在青年夫妻间似无可厚非。也正因为有这段往事,毛在词作中劝她忘记过去那段不愉快的往事,“过眼滔滔云共雾”,并做出“人间知己吾与汝”的情感保证。
当然,《贺新郎·别友》一词是写给谁的,学界也有不同说法。当年新民学会旧友易礼容说这首词“可能是赠给陶毅”的;也有学者经过考证肯定了易的说法(彭明道《毛<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书屋》2001年第2期;马以君《<贺新郎·别友>考析——兼述毛泽东的“人间知己”陶毅》,《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03年第3期)。设若真的如此,笔者以上《贺新郎·别友》的解释当可置之不论。即便如此,杨的手稿也足以证实确有毛、杨和另外一位女性“三角恋”关系的存在,只是没有透露“她”的名字。
结婚后,因毛泽东忙于中国共产党事业,二人时聚时离,在相聚的时间里,杨开慧多是跟随毛泽东辗转于上海、武汉、广州等地。1921年6月底同,毛离开长沙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1个月后返回。1923年4月,毛离湘赴沪。9月,毛离开上海回到长沙。3个月后,毛又前往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次年6月初,杨与母亲、嫂子带着两个孩子到上海与在那里工作的毛泽东团聚。1925年2月6日,毛、杨带孩子回到韶山。8月,毛去广州,12月16日,杨带着孩子也去了广州。1926年10月,毛赴上海,杨带着一家人返湘,12月毛回到长沙。1927年2月,毛去武汉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月底杨去武汉。7月底,杨开慧母子等人回长沙板仓,后毛于8月18日回到湖南,月底曾赴板仓看望杨开慧母子及岳母,然后离开了他与杨开慧及3个孩子共同拥有的这个家,参加秋收起义。
在随后的日子里,夫妻天各一方。毛泽东曾从井冈山上给杨写过信,此后杨开慧日夜盼望的,就是能与毛泽东通信甚至相聚。她的手稿中除了两篇杂文外,都是直接谈毛或孩子的。录之如下,从中可略窥其情感心路。
偶感
天阴起溯(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节录,写于1928年10月)
给一弟的信(没有发去)
一弟:亲爱的一弟!我是一个弱者,仍然是一个弱者!好像永远不能强悍起来!我蜷伏着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我颤慄而且寂寞!在这个情景中,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我的依傍,你于是乎在我的心田里就占了一个地位。此外同居在一起的仁、秀,也和你一样——你们一排站在我的心田里!我常常默祷着:“但愿这几个人,莫再失散了呵!”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扰得我非常利(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而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但是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至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这一个遗嘱样的信,你见了一定会怪我是发了神筋(经)病?不知何解,我总觉得我的颈项上,好像自死神那里飞来一根毒蛇样的绳索,把我缠着,所以不能不早作预备!杞忧堪噱;书不尽意;祝你一切顺利!(写于1929年3月)
寄一弟
一弟,接到来信,万分喜慰!其实,我是一个最能达观的人,并不忧苦得怎样利[厉]害。不过总有点难忘情,感情一时一时像暴风一样的来了,一些时又去了,大体是平静的。
……
这一次的离别,在又一方面讲,着实是我一个转机,我感觉我的生命太简陋了,知识的饥荒非常利[厉]害,读书的要求非常热烈,但现在为经济情形所限,只能在家仅(尽)可能的不虚度时光而已。假若经济情形许我,我一定要出来求几年学(至少几年,弄一点基础),在家求学,实在是太不经济的办法。没有良师益友,没有新书新报,出来弄一件事做,除非是逼上了梅山。我现在是急急于要谋一点学问的基础,已如上术(述),不然我只有感觉空虚的苦痛,觉得毫无所凭恃。
……
现在我的倾向又入了一个新时期,我想在学问里头,得到一些滋润物,把我已枯的生命贯(灌)溉扶持起来!或许能有一个新的发现,或许有一天我要叫着,我从前的观念是错了!
……
那封像遗嘱的信,没有发来,你能回家一转,极所盼望。他未必能来上海吧?我到(倒)愿意他莫来上海哩,我又要不放心了呵!(节录,写于1929年5月16日之后。《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杨开慧手稿试读》说这封信“没有发出”,纯属主观臆断,缺乏任何事实依据。杨1929年3月写的那封“像遗嘱的信”明确标明“没有发出”,但这封信并没有标明。至于李慎明《毛泽东与贺子珍联姻源于误信杨开慧已牺牲》中说“杨开慧手稿中也明确标明此回信‘没有发去’”,根本就是张冠李戴,把两封信搞混了)
几天睡不着觉,无论如何……我简直要疯了,许多天没来信,天天等,眼泪……。我不要这样悲痛,孩子也跟着我难过,母亲也跟着难过。我想好像肚子里有了小宝,简直太伤心了,太寂寞了,太难过了,我想逃避,但我有了几个孩子,怎能……五十天上午收到贵重的信,即使他死了,我的眼泪也要缠住他的尸体,一个月一个月半年一年以至三年。他丢弃我了,以前的事一幕一幕在脑海中翻腾,以后的事我也假定……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丢弃我的。他是幸运的,能得到我的爱,我真是非常爱他的哟。不至丢弃我,他不来信一定有他的道理,普通人也会有这种情感。父爱是一个谜,他难道不思想他的孩子吗?我搞不懂他,是悲事,也是好事,因为我可以做一个独立的人了。我要吻他一百遍,他的眼睛,他的嘴,他的脸颊,他的额,他的头,他是我的人,他是属于我的。只有母爱是靠得住的,我想我的母亲。昨天我跟哥哥谈起他,显出很平常的样子,可是眼泪不知怎样就落下来了。我要能忘记他就好了,可是他的美丽的影子。他的美丽的影子,隐隐约约看见他站在那里,凄清地看着我。我有一信把一弟,有这么一句话“谁把我的信带给他,把他的信带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天哪,我总不放心他。只要他是好好地,属我不属我都在其次,天保佑他罢。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不能忘记他,我暗中行事,使家人买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妈妈也记着这个日子。晚上睡在被子里,又伤感了一回。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没有我在旁边,他不会注意的,一定累死才休。他的身体实在不能做事,太肯操心,天保佑我罢。我要努一把力,只要每月能够赚到六十元,我就可以叫回他,不要他做事了,那样随他的能力,他的聪明,或许还会给他一个不朽的成功呢。又是一晚没有入睡,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我要哭了,我直要哭了。我怎怎都不能不爱他,我怎怎都不能……。人的感情真是奇怪,三[王?]春和那样爱我,我连理也不想理他。我真爱他呀,天哪,给我一个完美的答案吧。(写于1929年12月26日)
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其一,杨开慧接到毛泽东的第一封信,是在毛离开后第50天。《毛泽东与杨开慧》一书说她是1928年春节前在平江六舅向明卿家时接到此信的,然后决定带着孩子回板仓老家过节(第175—177页)。这个说法恐怕有问题。《毛泽东传》说毛8月30日把杨开慧送回板仓,次日清晨乘火车去安源(第146—147页;《毛泽东传》的这个说法有问题,因为当天上午中共湖南省委还在开会,就算毛泽东中午携杨起程回板仓,110里,如果可以搭汽车,按当时砂石公路的行车速度,加上下车后步行,到板仓怎么也得傍晚了。就算毛泽东在杨家饭都没有吃,连夜赶回长沙,当时中国没有夜班汽车,全靠步行,他能够当夜步行110里,于第二天清晨赶上赴安源的火车吗?)照此计算,杨接到毛的来信应当是在10月20日左右。10月3日,毛泽东在率领起义部队经过三湾改编后,到达宁冈古城(原县城所在地),很可能是从这里寄去了给杨开慧的第一封信。当时前途渺茫,还看不到希望,但为了安慰家人,说了“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等假话。
其二,杨开慧可能在1928年11——12月(欧金林的文章认为杨开慧的《偶感》诗所注1928年十月为农历,这是可能的,换算成公历,当为11月至12月间)仍然只知道毛泽东患有“足疾”这个信息,故有“足疾已否痊”的诗句。毛自己说过。他领导秋收起义时,曾被民团抓到,为了逃跑,他跳到水塘里,后来赶路时,“没有穿鞋,脚底擦伤的很厉害”(《毛泽东自述》,第57页。欧金林《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杨开慧手稿试读》一文即执此说法)。但《毛泽东传》说毛是因为行军时“脚被草鞋绳擦破,步履艰难”(第154页),显然不是在脚底(《毛泽东与杨开慧》也执“脚背受伤”之说)。毛泽东的“足疾”是脚底还是脚背,一直是个谜。
其三,杨开慧确实对毛的感情忠贞如一,对追求她的人(王春和?)不予理睬,日夜思念的是自己的丈夫,内心备受煎熬,“简直太伤心了,太寂寞了,太难过了”。
其四,她天天企盼丈夫的来信,“简直要疯了,许多天没来信,天天等,眼泪……”,甚至说“谁把我的信带给他,把他的信带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
其五,因为丈夫久无音讯,甚至想到自己被“丢弃”的可能。她说“他丢弃我了,以前的事一幕一幕在脑海中翻腾,以后的事我也假定……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丢弃我的”。她是根据以前哪些“一幕一幕”的事联想到被“丢弃”?不得而知。她希望丈夫属于自己,却又不敢奢望,甚至大度地表示“只要他是好好地,属我不属我都在其次”。
其六,在形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她甚至想到把孩子托付给自己的堂弟杨开明和毛的弟弟毛泽民。这种嘱托说明,在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后,毛泽民一直在经济上帮助嫂子,给她寄生活费,至少在1929年3月之前是这样。
杨开慧说“谁把我的信带给他,把他的信带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那么,这个“恩人”此刻在哪里?

10月,秋收起义失败,毛泽东率领队伍上了井冈山。当时山上有袁文才和王佐两支地方武装,中共永新县委书记贺敏学等一批共产党员也在那里。毛泽东做通了袁、王的工作,二人率领的武装于1928年2月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第二团。毛泽东也于此前结识了贺敏学的亲妹妹、袁文才和王佐的干妹妹贺子珍。
一些著作和文章说,当时井冈山上盛传杨开慧已经牺牲。这个传言是怎么来的?刘晓农《揭开“杨开慧牺牲后毛贺成婚”的历史谜团》(以下简称“刘文”)一文说他2011年10月之后在茅坪登门拜访了85岁的谢美华。谢说自己有个姑父吴福寿,18岁起投师学徒打银子,后在茅坪借亲戚谢池香的房子开设了一间小伙铺兼银匠店。毛泽东到茅坪后多次到过吴的铺子,而吴是袁文才秘密交通站的交通员,“多次以银匠的职业为掩护,到酃县、茶陵一带打探敌情。”毛立足井冈山之后,曾写信给杨开慧在长沙“生生盐号”做店主的亲戚,请他转“板仓杨霞姑”收。由于毛泽东没有标明回信的地址,所以这封信是否送到了长沙“生生盐号”?或者说盐号店主是否将信转到了“杨霞姑”手上?“这些都是不得而知的。”1928年1月下旬,毛泽东决定派吴福寿前去长沙打探杨开慧的消息。吴福寿自湖南长沙回到茅坪,当夜来到八角楼向毛泽东复命。在毛泽东几次心情急迫的询问下,吴福寿才缓缓地说了一句:“毛委员,看来你们很难相见了。”毛泽东闻言大为吃惊,又问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吴福寿只是难过地摇头,并不言语。毛泽东心里明白了,不再问什么,只是内心痛苦,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水。刘晓农说毛泽东当场书写了南唐后主李煜的《相见欢》词,吴福寿照着毛泽东抄录的《相见欢》,也写下一首词。毛泽东接过吴福寿填写的词文,默读了两遍,将目光落在对方脸上,用力地点点头,然后轻声说了一句:“福寿,知我者算你呀。”吴福寿听了为之感动,以安慰的语气对毛泽东说道:“毛委员,不要太难过了,也许是我打探得不准。”说罢起身打算告辞,又转念一想,对毛泽东说:“毛委员,这字笔留给我作纪念吧。”毛泽东听后点首回道:“不见弃的话,你拿去吧。”据说直到1941年吴福寿还保留着毛泽东的这幅手迹,今天却找不到了。
对于这个故事,有学者提出质疑:其一,杨开慧与毛泽东分手后,一直住在长沙郊外的板仓。吴福寿有银匠身份,走村串户到板仓是不成问题的。杨家在板仓很有名望,只要吴福寿到板仓,不仅能够打探清楚杨开慧的近况,而且完全可能与杨开慧及其家人当面叙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情况。其二,既然吴福寿将自己回到茅坪向毛泽东汇报“看来你们很难相见了”,毛泽东“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水”的细节都跟谢美华讲了,那么,为什么没有将他到没到板仓以及在什么地方、听什么人讲杨开慧已不在人世的情况讲清呢?如果吴福寿没有讲,谢美华也应把这个消息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听什么人讲的向吴福寿问清楚才是。如果没有问,为什么不问呢?其三,吴福寿回到茅坪向毛泽东汇报“看来你们很难相见了”。这不是小事,毛泽东肯定要问吴福寿到了哪些地方?见了哪些人?去没去板仓?还要问清楚杨开慧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被什么人用什么手段杀害以及后事是如何处理的,等等,更要问清楚杨开慧被敌人杀害的消息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从什么人口中听说的?否则,毛泽东怎么能轻易相信这没头没脑、无根无据的片言只语呢?(参见彭劲秀《毛泽东、贺子珍成婚与杨开慧牺牲之前后》)
李慎明为刘的说法辩解。他在《毛泽东与贺子珍联姻源于误信杨开慧已牺牲》(以下简称“李文”)一文中说“杨开明是杨开慧的堂弟,也是网上所传为杨开慧带鞋子等物给毛泽东并告知杨开慧没有牺牲之人。据湖南、江西省委党史办相关资料证明,杨开明于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一直在安源工作,并为组建秋收起义中以安源工人为主的第二团作出较大贡献。大革命失败后的湖南省委是几经严酷破坏。1927年11月,湖南省委书记任卓宣叛变;1927年12月,新任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长沙市委书记涂正楚等20余位地方领导人被捕,先后就义(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湖南党史大事年表》,第61—63页)。1928年1月,湘鄂赣边特委成立,郭亮任书记,3月又被叛徒苏先骏告密,在长沙被捕牺牲。同月,中共安源市委交通员邓贞谦牺牲,市委工作中断(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大事记》,第58页)。1928年5月,湖南省委从长沙迁往湘潭,6月,又迁往安源。在这段时间里,杨开明没有也不可能回过板仓。研究井冈山革命斗争史著名学者陈钢(井冈山大学教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著作者之一)曾查看了当年几乎所有相关资料,均没有查到杨开明是带着杨开慧依然活着这一消息上井冈山的依据。陈钢和马社香等人看法完全一致,即1928年6月底杨开明上井冈山时带去的只能是湖南省委机关和地下交通多次被严重破坏、交通员被杀、白色恐怖严重、杨开慧很有可能牺牲的信息。此时井冈山上上下下关于杨开慧已经牺牲的传言,对杨开明也会有一定的误引”。马社香的看法即采访毛泽东弟媳朱旦华时她的看法。朱旦华说:“我听毛泽民说过,1927年9月至1928年长沙到井冈山秘密交通被敌人切断,井冈山上听到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袁文才这才安排贺子珍照顾毛主席起居,后来在一座庙里为他们办了简单酒水。”(马社香:《对毛泽东婚姻家庭的几点认识——朱旦华访谈录》,《党的文献》2012年第5期)
“李文”的看法经不起推敲。而且该文并没有提供当时井冈山上的毛泽东确信杨已牺牲的任何新材料,只是在吴福寿故事的基础上就其可能性做进一步论证。
笔者认为吴福寿故事明显是编造出来的,漏洞百出,并认为有必要在彭劲秀质疑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讨论以下问题:
1.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是通过中共湖南、江西省委的秘密交通与杨开慧联系的吗?“李文”用了不少文字来论证了从1927年秋到1928年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和地下交通多次被严重破坏、交通员被杀的情况;说明1928年6月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上井冈山时也不了解姐姐的情况;还说杨开慧居于板仓时多次与党的机关联系未果,以证明毛泽东无法得到杨的消息,在与贺子珍结婚前“误信杨开慧已牺牲”。
事实真相是,从1927年8月底毛泽东离家到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二人之间的通信从来没有通过中共湖南省委地下交通系统进行,全部依赖杨开慧的亲属、乡邻以及宁冈地方党组织(下山投信和接收信件)。中共湖南省委地下交通线是否受到破坏,与毛、杨之间的通信联系没有任何关系!
当时的国民政府邮政系统不仅一直畅通,而且邮件往来比较迅速,杨开慧收到毛的第一封信仅用了10多天时间即可证明这一点。据《毛泽东与杨开慧》介绍,杨接收毛的来信往往通过长沙“生生盐号”杨开慧的表舅向朗卿家,长沙下学宫街杨开慧五舅家以及下板仓路边的罗家铺子转递,这些收信点均不属于中共湖南省委地下交通系统。毛每次来信大都采取大信封套小信封的办法,外面写上杨的舅舅名字。寄到向朗卿家的信转给六舅向明卿,然后由进城贩布的邻居缪仲和带回板仓。罗家铺子距杨开慧最近,根据约定,每当邮来“周石林”的信,店主就知道这是毛泽东化名写给杨开慧的信。杨寄给毛泽东的信,则由缪仲和带到长沙投递;她在平江石洞暂住时,就托付附近顾顺铺里的挑脚师傅将信捎到长沙邮寄(参见第179、180页)。这些围绕着杨开慧隐居板仓而形成的通信网络是什么时间开始运转的?据查,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与中共公开决裂之后,杨带着孩子、母亲离开毛泽东,从武汉返回长沙板仓居住,时间约在7月底。毛在8月18日返回湖南,两人离别只有不到20天的功夫,其间即使“飞鸿传书”,估计也不会太多。它们真正开始发挥作用,是在毛泽东离开板仓去领导秋收起义之后。
杨开慧究竟接到过毛泽东几封信,有没有回信?“李文”的说法是,杨开慧在秋收起义数月后曾收到过毛泽东的一封信,在1929年“古历四月”(1929年5月16日)收到杨开明一信前再无毛泽东任何音信;杨开慧书写的对毛泽东思念诗文及信件,一封都没有送递出去。《毛泽东与杨开慧》则说,杨最早接到毛的信,是在1928年春节前夕,她在平江的舅舅向明卿家居住的时候。当时杨家保姆孙嫂从罗家小铺取来毛的信,送给杨开慧。信上说:“我来药店,开始生意不好,蚀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杨看了这封辗转了两个多月才接到的信,决定回板仓过节(第176—177页)。杨开慧还接到过其他来信吗?《毛泽东与杨开慧》持肯定态度。该书说,有一次,毛泽东由江西寄来一封内容很重要的信,(生生)盐号的账房先生收到此信后,不知内情,没有及时告诉向明卿,把信放在抽屉里几个月不转给向明卿。毛泽东久不见来信,担心地下交通站出了问题,为了全家的安全,从此与杨开慧断了联系。杨开慧给毛泽东写过回信吗?《毛泽东与杨开慧》同样持肯定态度。它说,杨开慧的信由邮局寄到井冈山下一个药铺,这个药铺是一个地下交通站,由交通站将信交给毛泽东。后来形势发生变化,杨开慧的信件不能直接邮往井冈山,她只好先把信寄到长沙、武汉、上海的亲友那里,再通过他们递送到毛泽东手里。杨开慧在信封上常写着这样一些地址:“长沙局关祠某号托某人再转交:或写上某某里弄某某号转交。”经过这些联络地点,再经过地下党组织(引者注:这里应指宁冈当地的地下党组织)将信捎上井冈山。通过这些通信网络,毛泽东与杨开慧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了通信联系(参见第180—181页)。
《毛泽东与杨开慧》的上述说法无疑来自于杨家亲属的口口相传,是否全部属实,今天已殊难断定。笔者能够断定的是,“李文”、朱旦华以及刘晓农关于毛、杨此时通信问题的说法均不靠谱。
据“李文”说,陈钢曾查看了当年几乎所有相关资料,均没有查到杨开明是带着杨开慧依然活着这一消息上井冈山的依据。陈钢的这一说法可能不错,但并不能得出“李文”所希望的杨开明是“带着姐姐已死的消息上井冈山”的结论。“李文”说杨于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一直在安源工作,“自大革命失败后,再未回过板仓”。没有回板仓不等于没有通信联系。杨开明上井冈山之前一直在安源,有固定收信点,杨开慧才会写信给他。杨开慧说:“我有一信把一弟,有这么一句话‘谁把我的信带给他,把他的信带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这封信无疑是她在1927年10月20日左右收到毛的第一封信之后写的,反映了与毛失去联系后焦虑不安的心情,所以写信给在安源的堂弟,希望恢复联系。依据情理,写这封信的时间从1927年冬到1929年5月16日接到杨开明上海来信期间都有可能。最有可能的是杨开明没有上井冈山之前这段时间,因为那时杨开慧刚刚与毛失去联系,心中最为烦闷,到后来因为久候丈夫书信不至,便开始用其他办法排解。正如她自己说的,“我现在是急急于要谋一点学问的基础,已如上术(述),不然我只有感觉空虚的苦痛,觉得毫无所凭恃”。
说朱旦华的说法不靠谱,因为她不是当事人,告诉她这件事的毛泽民当时在上海,也不在井冈山,所说与事实严重不符。朱旦华是1938年在新疆工作时才认识毛泽民的,两人在1940年结为夫妇。毛泽民说“1927年9月至1928年长沙到井冈山秘密交通被敌人切断”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按《毛泽东传》的说法,1928年3月以后,湖南党组织一直在不断派人上山。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周鲁,5月湘东特委委员袁德生、醴陵县委书记杜修经多次来井冈山“巡视”,6月底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也到了井冈山上。他们上山之前总要与井冈山方面联系吧?如果当时敌人严密封锁了井冈山对外的秘密交通,这些人是怎么上的山?
刘晓农说,毛泽东寄出的第一封信,“信上并未标明回信的地址,这是毛泽东从防备反动当局循着地址追查的谨慎之举。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杨开慧是无法给毛泽东复信的”(《井冈山老人称毛、贺婚前曾托人找杨开慧》)。这一说法与《毛泽东与杨开慧》的说法大相径庭。后者说杨家佣人孙嫂送来的毛的第一封信确有地址:“江西宁冈济世生药店”(第176页),这个地址是编出来的吗?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信件并没有明确的投递地址,这与许多城市村镇没有普遍建立门牌号码体系有关,收递信件由地址固定的店铺转交是很正常的事儿。当时江西、湖南军阀手下的特务侦察能力比较低,远远达不到1930、1940年代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组织的水平。这么一封普通信件,怎么会有“反动当局循着地址追查”的危险?至今没有任何材料证明,江西宁冈济世生药店因为发出信件,长沙“生生盐号”、下学宫街杨开慧五舅家以及下板仓罗家铺子因为接收信件而受到牵连,遭到迫害。有资料证明,杨开慧遇害时,前去收殓她遗体的郑家娟就是先到生生盐号拿了钱,召集了店中伙计一起去的识字岭刑场(参见龚略《毛泽东的妻子》,《中外期刊文萃》2004年第22期)。《毛泽东与杨开慧》说毛泽东寄给生生盐号转交的一封信,因账房先生扣下几个月不转给向明卿。“毛泽东久不见来信,担心地下交通站出了问题,为了全家的安全,从此与杨开慧断了联系”(第181页)。这段话隐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毛在井冈山确曾接到过杨的来信,后来因为某一封信长时间没有回音而断了联系。笔者认为,毛泽东如果继续写信还是可以收到的。曾于1928年五六月份上井冈山,后来又去了上海中央机关的杨开明在1929年给堂姐写过信,而杨确实于当年5月16日收到此信。可见“中断联系”的原因在毛这一方。如果毛担心双方通信危及“全家的安全”,杨开明为什么不担心?二是此处所说的“地下交通站”是指下山投递信件的宁冈当地党组织或袁、王武装的地下交通站(员),投递后信件即由国民政府邮政系统负责。毛怀疑它出了问题,完全可以改派他人下山投递信件,派挑夫,或者派吴福寿这样可以走村窜户的手艺人都行;觉得生生盐号地址出了问题,完全可以改投下学宫街杨氏五舅家及下板仓罗家铺子(按《毛泽东与杨开慧》的说法,毛给杨的第一封信即投递此处)。毛泽东并没有做。
《毛泽东与杨开慧》说:“后来形势发生变化,杨开慧的信件不能直接邮往井冈山。”笔者认为,这只能是指井冈山对外交通线路被敌人封锁了。此事应当发生在什么时候?现有资料表明,1928年1月及以后,吴福寿两次下山帮毛泽东打探杨开慧的情况(据刘晓农、李慎明的说法);1928年3月至6月,湖南党组织一直在不断派人上山;1929年1月初,杨开明离开井冈山赴上海。如果当时敌人严密封锁井冈山与外界的交通线路,这些人便无法上下山。但毛泽东已于1928年初夏与贺子珍成婚了。
2.刘晓农说“吴福寿受毛泽东之托前去长沙的时间,是1928年1月下旬”(《井冈山老人称毛、贺婚前曾托人找杨开慧》)。那么,临行前毛泽东应当详细指点吴福寿如何去打探杨开慧的情况,告诉他有哪些联络地点和联络人。他托吴打探杨的情况,起因就是“曾写信给杨开慧在长沙‘生生盐号’做店主的亲戚,请他转‘板仓杨霞姑’收”。不知道这封信是否送到了长沙生生盐号?或者说盐号店主是否将信转到了“杨霞姑”手上?按照常人做事的道理,毛该让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长沙生生盐号打听一下,谜团自然解开。但“刘文”并没有交待吴是否去了生生盐号的情节。“李文”说“第一次,吴福寿到了湖南茶陵和酃县,没有打听到。毛主席又提供杨开慧具体住址请他到长沙一带打听”。彭劲秀对吴第一次“跑到茶陵和酃县(1994年改为炎陵县——彭注)”提出了质疑(《就毛贺联姻问题与李慎明商榷》),认为茶陵和酃县与长沙板仓相隔甚远,去那里打探杨的消息根本就是南辕北辙。笔者也认为,托人打探杨开慧的情况,却不提供相关线索,让吴去茶陵和酃县白溜达了一趟,稍有诚意的人不会这样做。按照“李文”的说法,毛泽东托吴福寿第二次去打探时,告诉了杨的住处,但是否告诉吴前述几处投信点,尚不清楚。其实吴以银匠身份出入这几家铺子,打听情况,投递信件都不难。即使杨家亲属和乡邻比较警惕,不肯向吴吐露真情,毛派人来打探情况的消息也会传到杨开慧的耳朵里。但在吴福寿故事里,他去没去这几家联络点,竟无一字涉及;杨开慧的手稿没有一字提及毛曾经派人前来打探的事儿。
3.朱、毛二人上井岗后,声名远扬,已成为敌人“必欲除之”的目标,其家属也成为敌人追捕屠杀的对象。朱德妻子伍若兰1929年为掩护他被捕,遭杀害,湖南的《国民日报》刊登了消息和照片,连住在板仓乡下的杨开慧都看到了(《毛泽东与杨开慧》,第189页)。杨开慧1930年10月被害也登了报纸。但在1928年初,没有任何报纸刊登过杨的消息。人们凭什么相信她已经被捕遇害?“李文”根据板仓杨开慧纪念馆1962—1972年搜集的座谈资料,说“敌人曾三次来板仓捉拿杨开慧,但两次都被当地群众掩护并蒙骗敌人化险为夷。为了更好地保护杨开慧,当地群众还刻意四下传播杨开慧已死用以迷惑敌人视听(长沙板仓杨开慧纪念馆群工部提供的相关资料)”。说当地群众为了保护杨开慧刻意四下传播她“已死”,理由只能是病故,决不会是“被捕遇害”。敌人不是傻子。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板仓折腾,就是因为没有抓住杨开慧。跟他们说“杨开慧已经被你们抓捕杀死了,你们还来干什么?”无异于废话,能“蒙骗”敌人,“迷惑敌人视听”吗?只能骗骗普通百姓,对保护杨开慧没有任何意义。另外,吴福寿如若听到杨开慧已死的消息,前提是他到过板仓,听当地群众讲的。目前没有任何资料,包括吴本人的讲述证明他到过那里。更令人奇怪的是,吴福寿听到杨开慧“已死”的传闻,不管是何种说法,为什么到了山上就变成了“杨开慧被捕遇害”这一斩钉截铁的说法,并能使毛泽东确信不疑,其间是怎样变化的,毛泽东又是怎么被说服的?直到现在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刘文”讲述的故事——吴福寿告诉堂侄谢美华的是,他回到山上只是与毛说“你们很难相见了”。这么一句话可以有多种解读——病故、出走他乡、改嫁他人等。“李文”只认定“被捕遇害”这种最不可能的说法,以此作为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前“误信杨开慧已牺牲”的依据。谁不同意他的说法,就是“攻击毛主席”!
4.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吴福寿故事里毛泽东的反应。无论听到哪种情况下的“你们很难相见”的消息后,有一件事他总是要关心——杨开慧为他所生并辛苦养育的3个孩子。毛泽东看到1930年10月15日《湖南国民日报》登载的杨开慧牺牲消息后,第一反应就是写了一封信,言“开慧已死,百身莫赎”,并附上30块银元火速送到板仓杨家,为她修墓立碑。同时又给弟弟毛泽民写信,要他迅速把毛岸英三兄弟妥善安置。这才是一个做丈夫、当父亲的应有担当。可在“刘文”中,吴福寿堂侄谢美华复述的完全是另一番场景: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场书写了南唐后主李煜的《相见欢》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吴福寿照着毛泽东抄录的《相见欢》,也写下这样一首词:“霜染层林叶红,总匆匆。无奈朝沐寒雨晚穿风。关山重,心里话,恨难穷,长夜梦念亲人难觅踪。”其后,毛泽东对爱妻杨开慧的身后之事,3个儿子的抚养之事不闻不问,施施然与早已相爱的贺子珍去成亲。这种离奇的故事你会信吗?
顺便多说一句,1929年1月13日杨开明从井冈山前往上海汇报工作,从上海给姐姐写了封信,杨开慧于5月16日收到此信。因原信不存,其内容只能从杨开慧的回信中猜度。《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杨开慧手稿试读》一文说杨开慧在回信中说:“他未必能来上海吧?我倒愿意他莫来上海哩,我又要不放心了呵!”所以“杨开明在信中很可能透露到党中央要调毛泽东来上海工作的信息”。但杨的信中可能还透露了另外一个信息,却无人提及,即1929年毛泽东生日那天,杨提到“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这与1927年冬天杨从毛的第一封信中得知的“足疾”肯定不是一码事儿。因为足疾是偶然受伤,积劳成疾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杨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如果不是另有来源的话,便可能是从杨开明的信中得知的(或者毛泽民在上海见到杨开明,再由毛泽民写信告诉杨开慧的。但在情理上不大说得通)。现有资料证明,从毛泽东1927年10月上山到1929年1月杨开明下山,毛除了足疾外并没有得过什么“积劳成疾”的病,这可能是杨开明为了安慰姐姐而编造的“美丽谎言”吧。
又,在此期间红军两次攻打长沙。第一次是彭德怀挂帅,占领了长沙,解救了被关在长沙牢狱中的毛泽民妻子王新兰;第二次毛泽东本人亲自到了长沙郊外。为什么他两次均没有派人前去寻访生活在110多里之外板仓的杨开慧母子,个中原因始终是个谜。
关于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好事者编撰了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假故事,吴福寿故事即是其中之一。如果这个故事本身就是假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李文”的论证又有什么意义?
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从福建长汀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写了一封信:“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第290—291页;《寻踪毛泽民》第124页刊印有此信手迹)
这封信起码说明了以下两点:第一,毛通过曾赴上海中央机关办事的陈毅得知杨开慧母子仍然活着,弟弟毛泽民也在上海。第二,毛请李立三告诉弟弟,要他把杨的通信处告诉自己。李立三是否把这些话告诉过毛泽民,毛泽民是否给哥哥写过信,不得而知。但毛泽东既然“时常念及”“开慧和岸英等”,主动与杨联系并不困难,按原通信处向杨的娘家亲属询问就可以了。杨一直带着孩子住在板仓老宅,通信处从无变更,1929年5月16日还接过到堂弟杨开明的来信,为她传递信件的亲属和乡邻也无一人因此遇到麻烦。更可以说明问题的是,毛泽东上井冈山后,毛泽民于当年年底赴上海主持中共地下印刷厂,常从那里寄钱给杨开慧,周济生活,利用的便是民国政府邮政系统和杨的收信处,说明联系渠道始终是畅通的。后来因为印刷厂被发现,转移到天津英租界广东道47号,便不再与嫂子主动联系。杨开慧断绝了生活费来源,用度支出变得困难起来(参见《毛泽东与杨开慧》,第186页;《毛泽东和他的百位家属》,第113页)。此后直到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毛泽东没有任何信件送(寄)达杨的手中,尽管有中共秘密交通网和国民政府邮政网两套系统可以利用。
这是为什么?
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1927年初冬,毛泽东与贺子珍已在井冈山上相恋,两人于1928年初夏(5月或6月份,详下)结婚。

按照《毛泽东传》的说法,毛泽东与贺子珍在永新西乡的塘边村结婚。在此前后,毛三次到过这里,前后住了40多天,领导分田。“那时,贺子珍正在塘边村工作,对毛泽东由敬仰产生爱慕。毛泽东告诉她,自己结过婚,有三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现在杳无音讯。两人在塘边村结为伴侣”(第179页)。具体结婚时间说法不一,袁文才嫡孙袁建芳在《我的爷爷袁文才》一书认为是1928年5月;《毛泽东年谱》系于1928年6月下旬;马社香的《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说是在1928年初夏,“袁文才、王佐张罗在象山庵请人聚了聚,吃了一顿饭,算是为毛主席和贺子珍办了婚礼。”(第82页)。
《毛泽东传》的文字容易让人以为毛、贺是在塘边村相识相熟,并且是贺子珍“对毛泽东由敬仰产生爱慕”。其他著述则并不这么说。
大家都知道,毛、贺第一次见面是在1927年10月。当时,永新县委和井冈山地方武装的领导迎接毛泽东上山,袁文才向毛介绍了永新暴动的领导者之一贺子珍。在随后的日子里,对二人关系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泽东主动追求贺子珍。毛见到贺子珍“这个个子不高不矮、瘦条个、瓜子脸、长得漂亮、待人和气、顶喜欢和人说话、热心肠又勇敢的年轻姑娘,一下子让毛泽东怦然心动了”。开始袁文才把毛泽东“安排住在茅坪洋桥湖一个叫谢兆瑞的人家,睡在进门靠右侧的前间屋子。而此时,贺子珍也住在这个姓谢的人家。慢慢地34岁的毛泽东和18岁的贺子珍就熟悉了。而毛泽东每次出发前都去找贺子珍,敲她的门。贺子珍说:‘有话到窗口说。’她就把窗户拉开一条小缝。主席说:‘我要走了。’她心想:‘你要走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干吗要跟我讲?’所以,以后每次主席要走,都来敲敲她的窗。他知道门是敲不开的,她是肯定不开门的”。这是因为贺当时心中已有了恋人——指引她走上革命道路的欧阳洛。欧阳后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30年被捕牺牲。“毛、贺熟悉起来则是在1928年春天,贺子珍率队前往永新塘边村发动土地革命,与后期到达的毛泽东等人会合。在这里,贺子珍在共同的工作和战斗中,逐渐了解了毛泽东,并协助毛泽东完成了《永新调查》和《宁冈调查》。”“毛主席追求贺子珍很久,人家都笑他。他看中贺子珍有文化、是当地的才女,而且有性格,为了革命宁可牺牲自己的精神。”(丁晓平《毛泽东和贺子珍》,《党史文苑》2013年第5期)另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到茅坪安家的第4天,袁文才就安排他与贺敏学、贺子珍同住在八角楼及附属建筑里,毛是因为患了脚病,贺是正患疟疾(俗称打摆子)。而一些写贺子珍的书说,毛住进八角楼不久,情愫已萌的贺子珍便与他密切接触,为他治脚病,甚至用嘴为毛吸脚上的脓(参见邝工《毛泽东贺子珍在井冈山》,第98—102页)。11月7日,毛泽东在象山庵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后做了一个对毛、贺二人来说至关重要的决定,调贺子珍到“前委”当秘书(参见石永言《毛泽东与贺子珍》,第48页;邝工《毛泽东贺子珍在井冈山》,第127页)。
这两个说法恐怕都有些问题。说34岁的毛泽东主动追求18岁的贺子珍,贺开始并未表现出太明显的回应,符合当时江西偏僻山区县城里商贾之女家教礼数的背景。尽管此前她已经剪短头发参加了革命,甚至搞武装暴动,上山当了女兵,但在男女之情上还不像上海、武汉甚至长沙等大城市的新女性那样开通,我行我素,马上就追求起毛来。10年后她在延安因怀疑毛泽东与外国记者史沫特莱及翻译吴光伟的关系而大闹,并负气出走,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她在男女感情上的一贯态度,更何况当时她还有恋人欧阳洛。但说贺是1928年春在塘边村搞土改时才与毛熟悉起来的,也不确。象山庵会议后贺子珍已被毛调到“前委”当秘书。当时红军机构设置简陋,所谓“前委”也没有几个人,实际上除了来访的客人,就是毛泽东与贺子珍两人一起办公。两人朝夕相处,能不熟悉吗?《毛泽东传》说毛直到与贺结婚前才告诉她自己的婚姻状况,恐怕不会是空穴来风。1936年10月,美国记者斯诺在保安县城采访毛泽东时,发现贺子珍对毛追述往事颇有兴趣。“很明显,他所谈的关于他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事实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毛泽东自述》,第38页)。这说明,毛泽东对从1928年起与他共同生活了10年的妻子很少谈起父母、家庭及个人参加革命的经历。
按照邝工《毛泽东贺子珍在井冈山》的描述:毛泽东在八角楼时常常夜晚工作。室外寒风呼啸,雪粒叩打着窗棂,在一根灯芯的油灯下办公或写作。住在楼房底下的贺子珍一觉醒来,鸡叫了,抬头望时,见窗口有灯光,知道毛泽东还在工作,悄悄上楼,将一条毛毯披在他身上御寒。此时,毛泽东拉住贺子珍,要她陪他坐一会儿,聊上一阵子。当然,贺子珍一觉醒了,精神好,就在毛泽东身边坐了,无拘无束,自由地聊开了(第133页)。
二人产生感情是一码事儿,谈婚论嫁又是另一码事儿。据说,最初打算撮合二人的是袁文才、王佐二人。李慎明说,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告诉他:“1928年,在井冈山,当袁文才、王佐同志听说杨开慧同志牺牲后,他们即对毛主席说,毛委员,你们红军要在井冈山安家落户,你必须要有个‘压寨夫人’,这个‘压寨夫人’就是我们的干妹子——贺子珍。这样我们才能放心,不担心你们耍弄我们。”(“李文”)这就涉及到一个前提了,娶“压寨夫人”必须是毛泽东现有夫人去世或离婚了,几个月前还与杨开慧难舍难离的毛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或许在袁、王这些当过“山大王”的地方武装首领看来,娶个几房妻妾是件很正常的事儿,但毛泽东作为中共重要领导人,婚姻道德观念不应当同他们在一个水平上。中共1927—1949年的历史上,为了工作的需要,结拜兄弟的有之,如长征路上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结为兄弟;扮假夫妻的有之,不少做地下工作的党员都有过这番经历,许多人还弄假成真,产生感情,结为夫妻。非要逼着已婚的中共高级干部娶“压寨夫人”的只有这一桩。毛泽东不能以其他方式解决袁、王的信任问题,只有娶袁、王的干妹子——贺子珍当“压寨夫人”一条路吗?事实上,就连为毛、贺结婚百般辩护的刘晓农也承认,“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实际接触中产生了相互仰慕的恋情,毛泽东对才貌俱佳的贺子珍爱得很深”(“刘文”)。
结婚后10年间,贺子珍跟随毛泽东四处转战,一起长征到了陕北。贺子珍先后为毛泽东生了6个孩子。她对怀孕和生孩子很恐惧,后来说自己从延安出走就是因为不想再生孩子。毛泽东曾以“母鸡下蛋”来形容贺生小孩,对当时许多不想生孩子的女同志也不理解(对刘英说过)。毛、贺产生矛盾不能不说与这种认识上的分歧有一定关系。
真正引起两人冲突的是著名的“吴光伟事件”。
1937年1月底,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采访。这位美国女记者的到来,不仅向外界传递了近距离观察中共领导人的印象,也带来延安社会风气的一些变化,特别是跳交际舞之风的盛行。史沫特莱在社交上非常活跃。她与作家丁玲以及史的翻译吴光伟都是离了婚的女人,对传统的婚姻都持批判态度。史沫特莱擅长跳舞。据她回忆:“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看,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惟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至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
事件的主角吴光伟(吴莉莉)大学毕业后写过诗,又演过电影,年轻漂亮,长发披肩,比史沫特莱稍晚来到延安的斯诺夫人说她是“方圆数百英里内,打口红的”唯一中国女性。毛泽东就是从这时候起喜欢上跳舞的。他也喜欢与史沫特莱和吴光伟这几位带来偏僻山沟里难得一见新风气的人交往。史沫特莱回忆说:“有时候,我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于是请外国友人唱一支歌,外国朋友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歌罢由中国主人们或唱歌或讲古,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称为乐事。”
跳舞也好,“沙龙”也好,那些陪着丈夫千辛万苦长征过来的红军女战士们极为反感。贺子珍是表现最激烈的一个。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但是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
据史沫特莱回忆:“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他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是被国民党杀害的。……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子。”
另据斯诺根据史沫特莱介绍所作的记录说:
红军正在享用战争与战争之间的几个月的和平间歇期。时令是春季,禾苗给红土染上绿色,苹果树繁花盛开。终于从持续多年的战斗中脱出身来的毛泽东读着许多书,写着有关政治和哲学的论文。不为众人所知的是,毛还写出大量的诗词来教授和指导吴莉莉。毛常常会在太阳刚一落山和开始工作之前,带一名警卫,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他们一边喝茶或喝米酒,一边谈天说地。他对外国的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和艾格妮丝同岁,他详细询问她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诗歌,他问艾格妮丝,她是否体验过拜伦、济慈和雪莱那一类诗人所赞美的那种罗曼蒂克爱情。……他说,他不知道在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类型的爱是否真有可能存在,他很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在他遇到过的人中间,我史沫特莱似乎是体验过这种爱的第一人。他似乎觉得曾经错过了点什么。莉莉好像唤醒了他对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
长时间频繁的接触,使贺子珍产生了疑心。贺子珍自己在晚年对来访者说,有一天,贺子珍找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发现毛泽东与吴莉莉坐得很近,面对面地正在谈话,很是火热,眉开眼笑。贺子珍一腔怒气地冲了进去,毛泽东仍然坐在那里,吴莉莉起身招呼,让座:“贺子珍,请坐,来,来”。
而贺子珍却厉声厉色地回道:“还来呢,我就是为你才来的,我不是为你,我也不来这里了。”
窑洞里的气氛顿然紧张起来,毛泽东愣住了,吴莉莉也不知所措。贺子珍马上转向毛泽东发火,说着说着,手就挥舞起来,手指划到吴莉莉的耳朵和脸颊上。
“怎么,你打人还了得。”吴莉莉也很厉害地吵开了。
这时,史沫特莱闻声出来劝架。毛泽东既扫兴又尴尬,赶紧把贺子珍拉回家。
事后,吴莉莉向有关部门反映贺子珍打人,小范围内称之为“吴光伟事件”,但有关部门并没有对此给予一个什么处理意见。
贺子珍在得知自己被“恶人先告状”后气愤地表示:要把史沫特莱枪毙了!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以及其他女干部们都极力支持贺子珍。她们一致认为,一个外国女人竟然花费那么多时间在自己的窑洞里与别人的丈夫谈话是不可思议的事,况且男男女女夜晚聚在一起彼此亲密地接触,更是伤风败俗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而祸根子不是别人,就是史沫特莱。
这样,一时间延安因为交际舞而闹得沸沸扬扬。先是贺子珍在1937年8月(这个时间有误,详见下文)离开延安;稍后,吴莉莉随西北战地服务团也离开延安,至今下落不明。史沫特莱因为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在延安多呆了一段时间,到9月初“毛泽东断然命令她离开延安”,便与斯诺夫人一道,索然寡味地告别了延安(《抗战六年闲暇中的延安交际舞风潮》)。
贺子珍离开延安本是想去上海作手术,但当是上海正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因此一度滞留西安。不久,她决定去苏联,并经兰州抵达新疆。毛泽东托人捎信,劝她不要去苏联了,先回延安,以后再找机会出去。她仍于1938年春去了苏联。
关于毛泽东在贺子珍出走后的情况,有一个荒唐的说法,即他不久就给中央打报告,申请与贺离婚并得到批准。“教父007”网民在其博客中转了个帖子,说“不久,毛泽东要求中央政治局批准他离婚,并在有关文件中写上离婚的原因和背景,这样不至于给他的权威造成损害。恰在此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中央顾不上在毛泽东的婚姻问题上耗费时间,于是匆忙做出批准离婚的决定。”这段文字不知是谁写的,太不靠谱。第一,贺子珍离开延安是在1937年9、10月间。她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曾与张国焘夫人杨子烈相遇,而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当时他和妻子杨子烈分别已经“约六年半”。杨子烈求助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才来到西安,然后进入延安的。杨到延安是“1937年9、10月间”,贺到西安也应在这段时间里。芦沟桥事变则早在7月7日就爆发了。第二,至今没有任何资料证明毛泽东申请过离婚,中央批准过所谓的毛泽东“离婚申请”。贺到西安,到新疆,多次接到毛的来信,反复劝她回去,这不像一个妻子前脚离开,后脚就打离婚报告的人所为。另据杨尚昆1997年回忆,陈云曾告诉他,毛、江结婚时,陈云“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就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江青便告诉了毛主席,毛就打电话给陈云,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杨尚昆口述,张培森整理《杨尚昆回忆:张闻天因反对毛江结婚而与其交恶》,《文史参考》2011年第1期)。《毛泽东和他的百位亲属》一书还说,1947年贺回到中国。1948年底她在沈阳对毛过去的警卫员吴吉清说:“毛主席有信来,我们准备去北京,住在羊肉胡同。”不久,妹妹贺怡征得毛泽东的同意,由石家庄去沈阳陪伴贺子珍。临行前,毛泽东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办吧。”(第69页,资料来源于《贺子珍的路》一书)毛所说的“老传统”是什么?是指中国历来有娶妻纳妾的习惯,即使在国民时期一夫多妻也不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明确规定一夫一妻制,但对历史上的即成事实还有所照顾,允许妻、妾在自愿的前提下一起共同生活。贺子珍被允许进京,虽然进不了中南海,没有江青那样的正式名分,却表明毛还是承认与贺事实上并未解除的法律关系。第三,当时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申请离婚是为了准备结婚,毛泽东认识江青最早也应当是1937年冬天的事儿,两人结婚则是在1938年11月。既然当时毛并没有准备结婚的对象,先匆匆忙忙地去申请离婚干什么?可见所谓毛泽东申请离婚并得到中央批准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之事。

1938年(还有的说是1937年冬),一个正在延安中央党校12班学习的青年女子——江青走进毛泽东的个人生活。
江青当年只有23岁,但与毛的前两任夫人不同,有着相当复杂的婚姻感情经历。1931年5月,17岁的山东诸城文艺女青年李云鹤在济南演戏时,与富家子弟裴明伦结婚,2个月后离婚;1932年,李云鹤在青岛大学当图书管理员时,与中共青岛地下市委宣传部长俞启威相恋、同居;1935年3月,李云鹤到上海当电影演员,改名蓝苹,9月与演员唐纳同居,1936年4月结婚;1937年6月,蓝苹与导演章泯结识并同居;7月,单身一人奔赴延安,改名江青。
关于毛泽东与江青相识,说法不一。一说是在1938年7月。当事人翟林椿回忆:延安为纪念抗日一周年,举行了文艺演出,演出的压轴戏,是江青主演京剧《打渔杀家》。江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一致好评。毛泽东等中央一干领导,也都在场观看。“演出结束,江青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向热烈鼓掌的首长和广大观众致谢。尔后,她便款款步入后台,在一间点有汽灯的残破空屋(临时化妆室)卸装。”翟林椿说:“毛泽东等首长步入临时化妆间,慰问演员。这时,我奉命提着铁皮水壶,为首长倒开水,所以也进入那临时化妆间,见到江青上前跟毛泽东握手,然后很亲切地谈着……”。
另一说是在1937年冬江青在中央党校在听了毛讲课后,给毛写了一封信。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今天专心地聆听了你的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报告,你指明了光明的方向,使我鼓舞。我是一个木工的女儿,从小受生活的折磨,在三顿吃不饱的苦难中又遭父亲酩酊大醉殴打成性的逆运;母亲受压,家破人亡,流落他乡;我被迫学京戏,登台谋生;后到上海参加左翼文联,于一九三三年入党,先后当电影和舞台明星。
这是党给我的培养,是你的光辉思想哺育了我,才有今日。我响往延安,追求真理,现在是党校十二班的学员。……我因理论水平极低,革命斗争经验极少,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问题缺乏先进者的指教。我请求,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百忙之中接见我一次,这是我这个苦孩子一生的唯一的希望!我思想上有许多问题,如能得到你的当面教诲,我当获益不浅!其中一部分是今天听你的报告之后,有关目前形势的分析。在某一点上,我还不甚明白。敬爱的毛主席,我想你会欢迎我,你是一位善于联系群众的伟大人物,我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只不过向你提出区区小小的要求。
如果准见,我将于后日(星期日)下午三时来到你的居处。啊!我写至此,全身热血沸腾!我将亲耳听到你的教导,的确:我已经见过你三次了,这幸福的第四次即将到来……
中央党校十二班学员江青一九三七年冬
此信收入香港星辰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珠珊(即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撰写的《江青秘传》之中。该书还说江青此后便成为毛泽东窑洞的常客。这封信是不是真的,无从断定。
第三说出自江青自己。据她于1970年代向美国副教授维特克介绍,到延安不久,毛泽东曾亲自找她出来,送给她一张他将在马列学院作报告的入场券。她感觉震惊又敬畏,始而谢绝,继而很快克服了自己的羞怯,接受了这张票子,并且届时去聆听了他的演讲。
一直跟随毛泽东的叶子龙还提供了一个情况,“有一天,江青找到我,把两张戏票塞到我手里,说是请主席看戏,要我也去。那时,延安的文化活动很多,经常由部队和地方的文艺团体演节目,无论官兵一律购票入场,每张票5分钱。我把票交给毛泽东,他真的去看了,是江青主演的平剧《打渔杀家》”。
听报告也好,看戏也罢,都是在大庭广众之间,当着别人的面。毛、江从公开场合相见发展到两人私下亲密接触,是什么时候的事儿,目前还不清楚。但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1938年8月江青被调到军委当秘书,实际上是调到毛的身边。11年前的历史再次重演,当年贺子珍与毛泽东产生感情后也同样被他调到身边工作。
毛泽东为什么会选择江青?担任毛泽东卫士的李银桥说:那时,投奔延安的女青年数量颇为可观,许多都是德、才、貌俱备。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和军队高级将领都是从这批女青年中选择了自己的妻子。作为党和军队的领袖,毛泽东的魅力无疑是最大的。敬仰爱慕毛泽东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泽东的情况,不可能选择一个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文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女人作妻子。那时,江青长得还是比较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留海,发带后面,曾经留过辫子,曾经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挂到肩际。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紧嘴唇的时候还是别有一番动人之处。她会唱戏。现在不少文章说她是三流演员。但在延安,在陕北,我们那时是把她当明星来看待。她唱戏唱得好。她演的电影被国民党下了禁令,她在上海舞台上也扮过主角。现在的一些文艺界名人当年在延安并不比她名气大。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央首长们都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她后来又教会女儿李讷唱戏,给毛泽东表演,也给战士们表演(《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3章)。
围绕着毛、江婚姻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许多中共领导人和高级干部不同意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二是所谓中央政治局“约法三章”。
第一件事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他在井冈山与贺子珍结婚时,只是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也被撤了,仅负责管理宁冈、永新、莲花3县及吉安、安福部分地区7200多平方公里,50多万人的地区。当地党的领导人并不反对他结婚,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也没听说有什么意见,据说像袁文才、王佐等“山大王”出身的干部还一力“保媒”。如今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政治影响非昔日可比。其婚姻对象也不是杨开慧那样的书香门第闺秀,或贺子珍那样的纯情少女,江青到延安之前已是上海滩小有名气的电影演员,先后有与4个人结婚、同居的生活经历,尤其是丈夫唐纳因不满被江青抛弃而自杀,搞得满城风雨、绯闻缠身。为了维护领袖形象,当时在延安的中共领导干部王世英、南汉宸等人,在新四军工作的项英、杨帆等人,甚至中共江苏省委都纷纷联名写信给时任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劝阻这场婚姻。考虑再三,张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信是让警卫员送去的。毛泽东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在供销社摆酒两桌。
曾经在长征路上与贺子珍结伴为战友,当时在马列学院学习的谢飞后来回忆:“我们马列学院的学生全都不满意,气得直跺脚,这么个女人!有的公开写信,有的人秘密写信,不敢落自己的名字。我写了三封。”“大意是这样的:毛主席,我们希望你不要和江青结婚。贺子珍身体又不好,你们又生过五、六个孩子,老夫老妻了,江青这个人在这里影响不好,男女都骂她是妖精。”
在江青的记忆中,毛泽东对这些反对意见坚决不予接受,态度果断刚毅,没有商量余地。他接到项英发来的反对意见电报,立即回复一份军用电报:“我学孙中山。”江青对这个电文的解释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年龄相差就更大了,约30岁”,而她当时24岁,毛泽东45岁。其实,年龄不是什么问题,贺子珍比江青只大五岁。(朱鸿召《谢飞反对毛泽东娶江青:子珍为你生过几个孩子》)
杨尚昆回忆:“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是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底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毛主席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就给我看了。洛甫那时态度很坚决,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我看毛主席最忌恨的是这件事。那时真正是中央的同志写信向他表示的就是洛甫。刘英这时插话说:他那时是党的负责人,因为好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过去在外头搞情报工作,说江青这个人在外边桃色新闻太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对党的影响不好。给中央写了信,信上签名的一大串。闻天告诉我,这样他就写了封信给毛主席送去了。毛主席看了信后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杨尚昆口述,张培森整理《杨尚昆回忆:张闻天因反对毛江结婚而与其交恶》,《文史参考》2011年第1期)
对于第二件事,即所谓中央政治局的“约法三章”,曾任毛泽东卫士长的李银桥(《卫士长谈毛泽东》)、曾任江青机要秘书的阎长贵都予以否认(《江青秘书:毛江结婚政治局并未“约法三章”》)。笔者认为,“约法三章”这个说法可能不确,但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和高级干部都形成了大体相似的共识,这层意思不宜轻易否定。叶永烈在《江青传》中提及,国民党宣传要员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一书中说,国民党军占领延安时,曾查获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日记,其中记载了所谓“约法三章”的内容:
第一,毛、贺的夫妻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第163页)。
从江青在延安,在杨家沟,在西柏坡以及进北京之初的表现来看,她大体上也是这样做的。
卫士长李银桥说,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江青主要就是照顾其衣食住行,对其还是很关心很负责的,这种紧张险恶的环境,江青从来不曾与毛泽东争吵过。毛泽东入住杨家沟,过了近半年安定生活。“这种相对安定,外部压力小了,内部矛盾开始显露”,他见到江青第一次与毛吵架也是在这期间。当时搞“三查”、“三整”,有一天早上送工作一夜的毛泽东回卧室休息,见江青还没有起床,“拥被而坐”,可见那时夫妻还是睡在一起的。在饮食上,江青也很关心毛。中央机关住在杨家沟和西柏坡时,猪肉、鸡的供应有了保证。她讲究营养配搭,叫人们用酸菜炒肉丝,说酸菜吃了有好处,能败火;搞不到青菜就尽量搞些干菜来,说是蔬菜可以供给人体维生素;毛泽东要吃红烧肉,江青便悄悄减少些肥肉增加点瘦肉,并把干青菜烧进去,毛泽东端起碗时,江青便解释说:“放了点干青菜,增加点纤维能够利大便。毛泽东不说好也不说不好,连肉带干菜全吃下去了。战争年代,江青常以其文艺特长帮助毛泽东和警卫战士在精神上休息和放松。有时行军一天,晚上吃过一碗黑豆,大家或蹲或站或拉条小板凳依墙而坐,听江青的一段京剧清唱或是猜几个谜语。三大战役时,毛泽东常常由于紧张过度、疲劳过度、用脑过度而痛苦地以手加额用力地揉搓,闭目叹长气。这时,江青便打开她从上海带来的那架手摇留声机,为毛泽东放几盘京剧唱片。几张唱片反来复去不知听过多少遍了,每次听过之后,毛泽东都显出一种精神获得调节之后的安宁和愉快。他朝江青温柔地笑,有时还惬意地点头说:“好,很好,再放一遍吧。”初进北京城时,江青也颇注意调节毛泽东的工作与休息。看毛泽东连续写作十几小时,便设法叫孩子拉毛泽东出屋。一起散散步。偶尔也打一圈麻将牌。毛泽东不爱看电影,江青就说:“看一看吧,你不看小鬼们也看不上。”于是,毛泽东便跟着江青来到含和堂看电影。坐下来,他还指指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我是陪你们,我不来你们也看不上。”(参见《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3章)
不过,这种正常家庭中常见的温馨景象并没有维持多久。毛、江的“生活婚姻”开始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婚姻”。

毛、江二人由“生活婚姻”向“政治婚姻”转变,这个过程是什么时间完成的?1956年,江青飞赴莫斯科治疗子宫癌肿,在进行放射治疗后,苏联医生解答江青关于医疗上的各种问题,并提出她一年之内不能同房。江青马上干脆地回答:“我们早就不在一块,我同毛泽东同志是政治夫妻!”(《江青传》,第230页)
政治联姻必须是男女双方互有需要。1938年两人结婚时,江青还只是个入党才几年的青年女子,既无党内外的深厚“人脉”,又无显赫的政治地位,更无值得称道的家族背景,毛泽东在政治上需要她吗?就算到了1956年,江青想与毛做一对“政治夫妻”,也仅仅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没有任何相应的本钱。她1937年才到延安,顶多算是个“抗战”干部,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闲散无为,全国老百姓很少有人听过她的名字,毛泽东在政治上需要她吗?1950年代初,毛泽东曾有意让她在最熟悉的电影领域搞政治批判。江青说:“1951年毛主席到外地,看《武训传》,我们俩人都不高兴,主席没有说话,我说这是改良主义的戏,主席不吭声。”江青跑去找主管文艺的文化部负责人周扬,要求批判这部“宣扬改良主义”的影片,“没有一个听她的”。江青从当时京、津、沪报刊上赞扬该电影的文章上找到突破口,汇编成材料,她说“我们党的高级领导人也有赞成《武训传》的。我带了材料到主席那里了去,见了一面以后,他就看不见我了。有天突然到我房里来,我满屋子都是材料。主席说,我到处找你不到,你原来在搞这个。陈伯达、胡乔木路过我们那里,主席告诉他们《武训传》的事应引起注意”(1974年与美国副教授维特克[WitkeRoxane]的谈话),算是在政治舞台上“牛刀小试”。其后几年间,因为身体原因,她公开的政治活动并不多。1960年代中期,毛泽东授意她具体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以林彪之名委托她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特别是让她担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毛泽东后来说过可以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取代中央书记处,其地位等同于“文革”前的中央书记处副总书记彭真),成为毛泽东政治上的得力助手。两人的“政治夫妻”生涯至此开始。
毛、江在生活上分家有一个过程。卫士长李银桥曾描述过他们是如何“吃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工作不到一起,也娱乐不到一起”的:
李银桥说:进城后,江青的讲究就越来越有些苛刻了。每天早晨起来,我们卫士一定要向她问候:“江青同志,晚上休息得好吗?”没有这一声问候,她会沉下脸一天不爱答理你。她的早饭是在床上吃,床尾有个摇把,可以把床摇起一半,带动着她坐起身。然后照顾她擦脸、漱口、将一个小桌在床上一嵌,早饭摆在她面前。看电影有些外国人也是在床上吃早饭,江青要是身体没病,胃口还比较好。早饭一般吃面包。黄油,有时是小馒头。有素小菜。多数是雪里红和咸水煮萤豆。有时用点酱豆腐。喝稀粥,不文喝牛奶。中午饭有些正规菜。她爱吃鲫鱼,中午饭如果没有鱼。晚饭一定要有鱼。鲢鱼、胖头鱼也爱吃,喜欢刺多肉细的鱼。对鲤鱼只是偶尔吃吃。她也爱吃鲥鱼,因为贵,吃的不多。马哈鱼她也很爱吃,当咸菜吃。江青还喜欢吃小嫩鸡,放在碗里,比鸽子大不了多少。她还喜欢喝排骨汤,一般是弄成砂锅,每顿饭不是排骨汤就是鱼汤。蔬菜她喜欢吃盖菜、空心菜、苋菜和芹菜,纤维要切成很短。如果身体不舒服,就将菜捣成菜泥。用勺子舀来吃。她不吃荤油,炒菜只用素油,讲究清淡。菜里有时放点肉沫,有时放点香菇。木耳。以江青的身份。她的饮食算不得过分,有时甚至够简单。她的讲究主要苛刻在口味上。除了廖炳福师傅适合做她的菜,其他厨师,包括毛泽东的炊事员,都做不出江青所需要的口味。这与毛的饮食习惯完全不一样。毛是喜欢辣、喜欢咸,喜欢红烧肉,而且要肥。这就产生了矛盾。有一次,毛泽东要吃红烧肉,江青不让李银桥去弄。李说,“千不该,万不该,她不该说毛泽东是土包子。毛泽东发火了,说了那句‘吃不到一起可以分开,今后她吃她的。我吃我的,我的事不要她管!’”此后,毛与江虽然同在一张餐桌上吃饭,毛再不曾动过江的菜。
李银桥还说,江青是很讲究生活规律的,就是在三大战役那样的决定命运时刻,她也是晚上按时睡觉,早晨按时起床;该工作了工作,该活动时活动。毛泽东却循着他那28小时的“毛泽东的一天”来办事,极少按照大自然的规律起居。所以,常常是江青睡觉了,毛泽东还在办公;江青起床了,毛泽东刚准备吃“晚饭”。他们睡不到一起。何况,毛泽东稍遇大事便要连续几昼夜地工作,精疲力竭之后才由我们卫士服侍着上床,这时的休息容不得任何动静打扰,所以常常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江青才能接近一下毛泽东。
在娱乐方面,1949年以后毛泽东除了游泳、散步外,还喜欢跳舞,跳舞时一定要与一群青年男女热闹说笑。江青则见不得这些。李银桥回忆1957年毛、江住在杭州刘庄时,浙江省委组织了几次舞会。因为毛泽东、卫士、保健医生、秘书们同文工团里挑来的演员舞伴都熟了,大家互相吆喊着打招呼,似乎要起来一个高潮。“可是,高潮陡起陡落,拥上来的人们退潮一般退向两边,舞厅里出现一种尴尬的严肃和冷静、那些想围住毛泽东说笑的文工团的青年男女们都肃然分列两旁,变成规规矩矩地鼓掌。毛泽东的身后走着庄重严肃的江青,她的目光庄严得拒人千里,不由人不紧张,不由人不敬而远之。毛泽东还想用幽默的话激起大家的热情和随便,但是无效。大家说也规矩,笑也规矩,动作更规矩。毛泽东所希望的那种没大没小的随便气氛再也不曾出现。毛泽东皱起眉头,心里的不悦显而易见。在沙发里坐下时,他朝我嘀咕一声:‘她一来就大煞风景??’”(参见《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3章)。
尽管江青与毛泽东已经在生活上过“不到一起”去了,却对毛在男女感情上的任何变化的迹象十分警惕,每当毛谈到或者会见前妻时醋意极深。
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发表了毛泽东诗词18首。当时在长沙第10中学工作的烈士柳直荀的夫人李淑一曾是杨开慧“闺密”,记起毛与杨谈恋爱时,曾写过一首《虞美人》词,杨跟她说起过。于是给毛泽东去信,请求毛把旧作《虞美人》抄寄赠她。5月,毛回信说:“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这就是《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蝶恋花》恐怕不是毛为杨写的第一首悼亡诗(词)。史沫特莱回忆说,1937年她见到毛泽东时,就知道毛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江青对这首《蝶恋花》极为不悦,当着毛泽东大声说“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并给在上海的导演郑君里写信,打听唐纳在国外的地址(参见叶永烈《江青传》,第234页)。
江青再一次醋海翻波,是因为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时秘密会见了前妻贺子珍。贺子珍当是住在南昌,7月8日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副省长方志纯的夫人朱旦华陪同上山。据说毛、贺两人当天谈了将近1个小时,本来第二天还准备见面,却有工作人员告之“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请你也马上下山”。原来,8日当晚,在杭州的江青就获悉贺子珍上庐山的消息,连夜给毛泽东打电话,并立即从杭州赶往庐山(参见叶永烈《江青传》,第239——242页)。至于江青是怎样知道毛、贺在庐山见面的消息,至今还是一个谜。
卫士李银桥说:“我离开毛泽东去天津工作时,已经感觉到他们的感情生活是快要结束了。”(《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3章)李离开毛是在1962年。一年后,江青热火朝天地投入到“革命样版戏”的改编当中。“文革”前夕,江青被封为“文艺革命”旗手,携改编“革命样版戏”这一政治资本闪亮登场。
毛、江“政治夫妻”生涯不属于本文论述范围。笔者在这里只想说的是,自从毛泽东派江青组织批判京剧《海瑞罢官》、派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以后,在政治上一直对江欣赏有加,也从来没有让她淡出政治生活的念头。毛泽东对“接班人”林彪,对实际政治地位和个人威望仅次于他的总理周恩来,都曾从政治路线上予以否定,对林坚决打倒,对周也说过“当苏联的儿皇帝”这样的“狠话”,唯独对江青从来没有从政治上予以否定,只是不满她那些过急、过头的表现和言辞。至今披露出来的那些批评“四人帮”的话,没有一句超出工作态度和方法的范围。在日常生活上,毛泽东从1950年代后期起,也已经没有了1950年代初因建玉泉山别墅小游泳池时让江青写检讨的那份严厉态度。1967年1月到当年底(或次年初)被关进秦城监狱7年半,后来又流放到湖南西洞庭湖农场劳动5年的江青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说:“文革”期间,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住11号楼。“在江青的办公室、卧室和餐厅,都安装着叫秘书、护士、服务员和警卫员的电铃,按规定,电铃响一下是叫秘书,响两下是叫护士或服务员,响三下是叫警卫员。江青在钓鱼台都是独自住一栋楼,十一号楼大小有几十个房间,除了她的工作人员外,没有别的人(她女儿李讷和侄子毛远新有时来住几天);这点,江青是和住在钓鱼台的其他领导人不同的。”“‘文革’开始后,从底层到高层,各单位的周末舞会都被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取消了,唯独在中南海举行的舞会照常进行。这里的舞会,有时还是化装舞会,还有著名京剧演员如谭元寿、马长礼等人的清唱,其名义是让毛泽东休息休息。这些活动,江青常参加,总理有时也参加。”“就吃来讲,江青说不上多么奢华,但在如何吃上,确有点难侍候。1961年到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抓,程汝明一直是江青的专职厨师。程师傅做的饭,很合江青口味。江青爱吃鸡,但吃法和别人不同:一斤左右的雏鸡肉她很爱吃,而老母鸡肉她不吃,只喝老母鸡炖的汤。每到这时,程师傅就把鸡肉放点盐和佐料,让工作人员吃,我就多次吃到这种鸡肉。在生活水平不高的60年代,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错的享受。江青不论到中南海开会还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经常带着程师傅,如果程师傅没去,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的师傅们总要打电话问程师傅江青的口味——程师傅因而得了一个当时他还不了解其含义雅号:‘遥控’”(阎长贵/口述,周冉/整理《从江青秘书到秦城囚徒》,《文史参考》2012年第5期)。江青另行居住于钓鱼台,另设厨房都违反了有关部门对中央领导人家庭的生活特别保障的惯例(其实以前毛、江分食后,由廖炳福师傅为她单独做饭也是出格之举)。毛泽东从来没有表示反对。江青要求为毛做饭的程汝明师傅到钓鱼台专门为她服务,毛也“屈从”了。
回顾毛泽东一生的几次感情和婚姻生活,杨开慧出身于书香门第,与毛结婚后聚少离多,独自一人拉扯3个儿子,其艰辛可知。她对毛用情最专,渴望得到感情上的回报,可惜没有结果。贺子珍是纯情少女,“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对卫士封耀松语,见《历史的真实——评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的回忆〉》,第二章谎言与事实。这一评价与丁晓平《毛泽东和贺子珍》一文说毛“看中贺子珍有文化、是当地的才女,而且有性格,为了革命宁可牺牲自己的精神”截然不同),能为毛做的只是抄抄写写。江青没有大家闺秀的知书答礼,也缺少纯情少女那份真挚,却能在毛泽东的个人生活里最终占有决定性地位,个中原因值得深思。毛泽东身边的许多工作人员都说江青是“会变”的,似乎她“文革”期间在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执掌大权只与她的个人品质有关。但这种说法一做横向比较就露了馅儿:在同样的制度下,列宁夫人、斯大林夫人、卡斯特罗夫人,甚至金日成夫人都不曾有过江青的政治地位和权力。问题的关键仍然在毛泽东本人身上。毛对自己的子女要求比较严,唯独对这个比自己小21岁的妻子格外宽容,对她生活上搞特权,耍态度很少追究,对妻子在某些政治场合的任性胡来也不加以遏制。毛泽东去世前两三年,曾多次说过“江青不代表我”,谁敢相信?只要江青仍然在他的呵护下活跃于政治舞台,谁敢说她嘴里说出来的话不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毛泽东本人的意思?
毛泽东是多情之人,一生感情经历丰富,事实俱在,无从遮掩。非要将其塑造成圣洁感情的偶像,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就算下一道禁令,不让国人谈其婚姻感情生活的真相,今日禁得了,又如何堵得住后世亿万民众悠悠之口?至于商家对毛泽东过度消费,搞什么“拒绝婚姻随意化,用诚挚注解婚姻直到永远”,实在是怀着“诚挚”之心做搞笑之事,况且毛泽东本人也确实承担不了这一表率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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