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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向应临终哭劝彭德怀:不要反对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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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4-1-4 00:32:49 |阅读模式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刘少奇提到关向应在死前曾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为何关向应会这么说?1999年第4期《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刊登的胡正勃撰写的《试析1959年庐山会议铸成彭德怀错案的原因》一文,为读者揭开这段不为人知史实。
关向应(1902——1946)
1959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本以纠“左”开始,反以反右结束,表面看来是因为当时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彭德怀给党的主席毛泽东写了一封不足四千字的信,对“三面红旗”提出了一些与众不尽相同的观点,结果被视为对“三面红旗”、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本人的猖狂进攻。会议认定在党内结成了一个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并据此通过决议,要求在全党普遍深入地开展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历史已经证明,在庐山会议期间,根本不存在一个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一历史性错案得以铸成的呢?
首先,“左倾”思想占居主导地位是铸成彭德怀错案的根本原因。尽管从1958年11月起,全党对“大跃进”运动所带来的混乱局面已有了初步的认识,毛泽东还带头提出并具体布署反左,认为1958年的问题主要是没有搞综合平衡,但对问题的性质以及由谁来纠正是有着不同看法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多数领导人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身没有错,错误主要表现在具体执行中,产生了偏差,但即使出现了失误,成绩也仍然是第一位的,成绩与失误的关系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对具体问题可以批评并作纠正,但一定不能损害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是压缩空气,而不是泄掉空气,而对错误的纠正一定要由毛泽东来领导进行。毛泽东还认为经过半年多的纠“左”,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全党的任务是在新的条件下再鼓干劲,继续跃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谁敢怀疑或反对“三面红旗”,那就是观潮派和算帐派,或简直就是敌对分子。因此,当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中,多讲缺点,少讲成绩,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又着重分析“大跃进”运动以来党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时,毛泽东便认为彭德怀不是跟他一道去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实际上是对“三面红旗”表示怀疑和反对,是向他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战书”,是右倾的表现,因而必须反击,不反击不行。于是在7月23日的大会上着重批驳了彭德怀在信中所提到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因誊写时笔误写成的“有失有得”等说法,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离右派只有30公里。在7月31日和8月l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又断言彭德怀写信的目的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而来的”,“锋芒是攻击中央,是反中央,要修正总路线,要按照他的面貌‘来改造党和世界’”。在私下的谈话中还说彭德怀原名彭得华,就是要得中华。因此,同彭德怀的斗争是路线斗争。据此,会议认定彭德怀组织了反党性质的军事俱乐部”。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则指出:彭德怀等人物的错误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发动的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因此,坚决粉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
其次,复杂的历史纠葛是铸成彭德怀错案的重要因素。许多相关的论著一致指出:毛泽东和彭德怀两人在历史上矛盾较大,相互间的成见很深,有很多历史上的疙瘩没有解开。毛泽东在1959年4月的上海政治局会议上说过:“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黄克诚回忆说:毛泽东和彭德怀在历史上“因为某些观点的分歧和性格的差异,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形成颇深的成见。”毛泽东曾开玩笑似地对彭德怀说过:“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师哲在回忆录中也说:历史上毛泽东与彭德怀误会很深。毛泽东对彭在七大上的检讨很不满意,曾说过:“他承认错误的态度十分勉强!也难说他是心悦诚服的。”又说:“此人刚愎自用,目空一切。”师哲由此认为1959年的庐山会议,“如果不是彭总,也不是那种硬性方式,可能结局会不同于此。”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则提到关向应在死前曾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那么,毛泽东与彭德怀在历史上究竟又些什么误会和纠葛呢?
按照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有关讲话以及八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的论述,彭德怀在“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曾经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而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具体而言,彭德怀历史上有这么几件事,使毛泽东难以释怀。首先是袁文才、王佐事件。1930年2月中旬,在毛泽东率红四军向赣南进军时,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听信谗言,制造了“袁文才、王佐事件”,给湘赣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井冈山也从此落入了国民党之手,直到1950年人民解放军南下才获得解放。为此,彭德怀被批评是犯了流寇主义、不要根据地的错误。其次是长征途中的会理风波。遵义会议后,重获军权的毛泽东为摆脱敌人的重重包围,指挥中央红军与敌人进行了频繁的战斗和大踏步的回旋转移。红军中一些指战员极端疲惫,又对中央战略意图不明,产生了埋怨情绪。当时担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给中央军委写信,说毛泽东指挥军队作战不行,应解除其指挥权,让彭德怀指挥中央红军。在随后召开的会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严厉批评林彪的同时,又指责彭德怀说:“林彪的信就是你鼓动起来的。”尽管彭德怀曾严正声明:“这封信,事先我不知道”,并还批评林彪此举不妥,但毛泽东并未释然,在庐山会议上又重提此事,林彪被迫当面声明,当时他写信,彭德怀不知道。
再次,就是抗战中的几次争论了,特别是关于彭德怀亲自组织领导的百团大战。毛泽东认为彭德怀此举在组织程序上有违党指挥枪的原则,独断专行,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和敌人拼实力的做法,不仅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力量,从而在客观上引来了敌人的疯狂报复,而且也违反了毛泽东所始终坚决主张的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为此,毛泽东在百团大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内主持起草的一些电报和党内文件中,都曾有针对性地重申了他的一贯主张。1941年5月18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彭德怀,指出:“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能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的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11月7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指出“在这一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战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形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l942年6月13日,毛泽东就敌后形势问题致电周恩来,再次强调,八路军的任务只能是“积蓄力量,巩固内部”,“休养兵力,恢复元气”,“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熬过今明两年”,才可能争取大一些的作战行动。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讲到百团大战一事时指出:“当时打大战观念转不过来,本应该分散发动群众的。”批评彭看不到抗战时期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复杂性。同时指责彭党性、组织观念、纪律观念差。第四,在朝鲜战争、高饶事件中的分歧及主持军委工作期间的矛盾。在朝鲜战争期间特别是第四、五次战役中,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指挥不甚满意。两人的争论虽非原则性的,但却是日后矛盾公开化的潜在因素。
在高饶事件中,彭起初与许多领导人一样,对高岗的阴谋活动缺乏应有的警惕,嗅觉不灵,还在不少场合有意识地讲了不少高的好活。历史己经证明,彭德怀这样做并无个人目的,也没有搞过什么不正当的阴谋活动。但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却认为彭陷得很深,“高饶联盟”应改为“彭高联盟”。在主持军委工作期间,彭给毛泽东所留下的不好印象主要有如下几件事情:首先,彭几次违背毛泽东的意愿提出辞去国防部长一职。彭这样做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刀虑:一是身体不好,很难承受军委繁重的工作负担;二是一直在军队工作,实战经验多而理论知识少,想让贤;三想脱离军队,从事经济建设,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而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是不尊重他的决定,甚至是个人名利思想在作怪。毛泽东曾对彭德怀说:“给你个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吗?”,其次,在军队建设上,毛泽东对彭德怀比较重视正规化、现代化,相对轻视革命化的做法也有意见;第三,在工作方法上,毛泽东认为彭在搞封锁,既少请示汇报,也不写信,更不面谈。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中共发展史上的历次党内斗争中,毛泽东几乎都站在正确的一面。在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毛泽东几乎就是正确领导的化身。彭德怀跟毛泽东“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不服从毛泽东的领导,不仅仅是个人的感情问题了。因此,庐山会议认为彭德怀参加中共,不是入党,而是搭伙,入股,就是很自然的结论。由于对许多历史问题进行总算帐,由此给人们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似乎谁的革命历史愈长,谁的错误就越多,就越应受到更严厉的批判。这样的推论只能使人们在工作中不敢提出不同意见,结果助长了一言堂和家长制作风的日益发展并日趋严重。
第三,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个人专制作风日益发展,是铸成彭德怀错案的又一重要条件。庐山会议本来是为纠“左”召开的,仅仅因为彭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会议便发生转向。尽管当时党内许多领导人都认为彭德怀的信没有什么问题,在随后的讨论中,不少人还对该信作了必要的补充,以求“成绩讲够,缺点讲透”。但是毛泽东在一些有“左”倾思想的领导人的怂恿下,认定彭的信是针对他的,在接到信后,就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在常委中还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开始部署反击。在7月23日的讲话中,毛泽东不仅严厉地批驳彭信的主要论点,而且尖锐地提出解放军跟谁走的问题,致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形势也急转直下。7月26日,毛泽东又指示既要对事,也要对人,于是而有〈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军事俱乐部〉的定性。其后毛泽东又陆续写出了《对一封信的评论》、《给张闻天的信》、《机关枪、迫击炮及其由来》、《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等信件和批语,并在八中全会上多次讲话,完全改变了整个会议的原定议程,为全会通过的决议定下了基调,同时也掀起了全党范围内的反右倾运动,结果有300多万对“三面红旗”持不同意见的党员被错划成右倾分子,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第四,不利的个性弱点,容易形成墙倒众人推的群体效应,这是酿成彭德怀庐山悲剧的人际因素。彭德怀一生刚烈耿直,性格鲜明,为人豪爽,光明磊落,并且严以律己,艰苦朴素。毛泽东曾以猛张飞喻之。革命老人续范亭作诗称赞彭德怀是“爽直将军”。因为德怀大公无私,因此常为工作中的意见分歧意气用事,不分场合、不讲方式地讲出自己的意见。彭德怀这样做尽管没有任何丝毫的个人目的,但在客观上却很难做到既团结同志,又解决问题,而且使人感到他是个性高于党性。尤其是他对上级不盲从,对下级严历批评,对自己高要求,更使人觉得他不合群。彭德怀曾说过:“我有张飞之勇,却无张飞之细。”“我是阎王老子开饭店,鬼都不上门。”“我头上长着角,常常碰着人,使别人不高兴。”比如在百团大战期间的关家恼战斗中,彭德怀力主用阵地战、攻坚战消灭日寇,与刘伯承陈赓等发生较尖锐的意见分歧。彭还对刘伯承咆哮:“拿不下关家恼,就撤掉你一二九师的番号。”在1948年4月挺进西府的战争中以及抗美援朝战争中,彭德怀都曾多次发过脾气,使受批评者震惊异常。在1958年的军队系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彭德怀在6月20日的大会讲话中说,军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问题,“我是有责任的,但这是有原因的,有些原因,我可以说,有些原因我不能说。”彭德怀的这些含义不明却又似有所指的言论曾引起过较大的争论,也使刘伯承和肖克等人处于很不利的境地,受到了极严厉的批判。因此,有的研究者指出:“斗争之火,错烧了别人,反过来也会烧到自己身上”。在庐山会议上的一次小型会议中,彭德怀甚至指责周恩来等老于世故。彭的这一指责不利于党的团结,容易使人产生反感。庐山会议后期之所以出现一边倒、众人群起围攻的局面,固然反映了那个时候党的民主集中制不够健全、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已很严重的缺点,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彭德怀那种个性弱点的必然结果。
第五,一些野心家的推波助澜,故意栽赃陷害,是铸成彭德怀错案的催化剂。尽管出席会议的多数领导人并不认为彭德怀的信有什么问题,但极个别野心家仍是从毛泽东的态度中嗅出了不同寻常的气息。他们煽风点火,人为地制造紧张局势。在毛泽东7月23日讲话后,这些人则如获至宝,立即无限上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柯庆施在24日和26日的长篇发言中,首先提出:“从党的历史上看,只要路线错误,就非要改造党的领导机关不可,因为历史证明,凡是路线错误自己是不能改正的。”林彪则指责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和伪君子。彭写信的目的是反对毛泽东,想自己当大英雄,是有组织、有准备、有目的的反党纲领,是招兵买马,并有不正常的派别活动,对一些人是打得猛,拉得猛,先打后拉,先拉后打,旧军阀的办法。”陈伯达的讲话则引经据典,具有理论特点。另一个野心家康生的表现尤为突出。他不讲则已,一讲就上升到理论高度,长篇大论,同时还联系历史,深文周呐。
他把彭德怀等人的所谓错误同苏联布哈林的主张相联系,指出:“苏联在革命胜利10年后出了布哈林右派,我们胜利10年后出了彭德怀、张闻天右倾路线。我们现在的情况、条件、环境与苏联1928年不同,但涉及的问题,也是工业发展速度同农村集体化生产的问题。并把当年斯大林批判布哈林的几段话摘录给毛泽东“供我们这次反右倾斗争的参考”。在出会议简报时,将彭信中提出“要明辩是非”,“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一般的”三个字和张闻天发言中的“挡住了共产风的,现在证明是有的”,“现在证明”四个字加上着重点,以突出彭、张是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本人的。并断言:“彭德怀同志否定总路线,就是否定中央领导。彭德怀的信上说一般不追究责任,意思就是特殊的还要追究责任。既然领导错了,路线错了,就得改组领导。不过这下半句他没有写出来罢了。如果他第一步成功,第二步他就会提出来的。”还说:“彭德怀同志拿匈牙利作比是严重的,可怕得很。因为他是国防部长,意思就是说:人民起来闹事,我军队就不跟中央,不归中央了,你去请红军吧。张闻天同志的发言,和香港报纸及右派言论差不多,什么‘困难’‘紧张’,‘毛泽东下台’等等,所不同的是,香港及右派是怀疑,张闻天同志是肯定。”在8月10日下午的发言中,康生插话说:“彭德怀同志有反动的一面,有革命的一面。现在是你反动的一面向革命进攻,革命怎能不击退你这反动的进攻?就是你自己的革命一面,如果不歼灭你这个反动的一面,你还做什么共产党?”8月15日,康生又在大会上发言:你们诬蔑主席是“斯大林晚年”,信是俱乐部的纲领。彭表示不服,林彪随即强调:共同思想就是共同纲领。经他们这一点拨,不少与会者纷纷指责彭德怀等人:“更不能容忍的是,诬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到了斯大林晚年的情况,党中央已没有集体领导,并据此责问:“这些恶毒的攻击难道不更甚于罗隆基、陈铭枢等右派分子对党和领袖的攻击吗?”根据这些野心家的诬蔑和陷害,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同样认定:“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第六,复杂的国际背景,是铸成彭德怀错案的外部条件。庐山会议前,中苏分止不断扩大。还是在1958年4月和7月,已经巩固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后的赫鲁晓多沙文主义思想有所膨胀,连续两次提出要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均被毛泽东严词拒绝,因此对中国心存不满,加上他当时正热衷于搞“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要求中国领导人服从他的世界战略,理所当然地又遭到中国领导人的抵制,于是更加怀恨在心。而中国此时正在酝酿发动“大跃进”,毛泽东在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同时,对“一五”时期照搬斯大林模式的做法感到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力图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工业化建设的新路子。前不久,中国领导人对斯大林问题也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见解。所有这些在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看来,只能说明中国的离心倾向在加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领导人除了在外交场合公开指责中国领导人以外,并逐渐控制对中国经济、技术援助,对中国的内政肆意干涉,无端指责。当北戴河会议和武昌会议作出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和全国开展公社化运动时,苏联的报纸只字未提,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的九国情报局机关刊物也是坚决不刊登后一个决议。1959年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省一个生产合作社的群众大会发表演说时,讲道:“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劳动。正所谓尽可能干,按需要拿。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我们集体农庄逐渐巩固起来了。《纽约时报》驻华沙记者说:“苏联发现,通过公社来走上社会主义化的道路,这种办法是错误的。赫氏这番话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一材料以《内参》形式在7月28日送呈毛泽东。毛泽东于8月1日批转王稼祥,说:“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并“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台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用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赫鲁晓夫还对被毛泽东视为共产主义萌芽的公共食堂进行讥讽,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苏联是土豆烧牛肉。此前的1958年底,赫鲁晓夫在同美国国会议员汉弗莱的谈话中,也批评了中国的“大跃进”。他对中国要比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尤为不满,曾通过内部途径向中共提出要对对表。
问题不在于赫鲁晓夫有怎样的看法,而在于庐山之前,彭德怀、张闻天曾去苏联、东欧访问过,彭德怀还同赫氏见过面。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彭德怀在庐山上“急于发难”,是不是有什么国际背景?是不是从国外取了经回来了?毛泽东在8月1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及8月11日的全体大会上就是这么认为的:“你大概在莫斯科取了点经了吧?”康生等就责问彭:“出国时讲过哪些关于人民公社的话?”曾随同彭德怀一同访问东欧的领导人也做了说明:“彭德怀同志在阿尔巴尼亚讲了一段话,说我们的党,在革命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右倾。当夺取了政权以后,最大的危险是官僚主义,是左倾。”又说:“我怀疑他第二次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他们在一个桌子上,我们在另一个桌子上,没有大使馆的翻译在场。”其他领导人也纷纷责问彭:“是不是洋人的影响?对他有支持和促进的作用?在他出国期间,恰巧我们的外国朋友对公社有意见,对大跃进有的怀疑,有的惋惜,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八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则笼统地说,彭德怀等煽动党内有右倾思想的分子、对党不满的分子、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起来响应国内外反动派的诬蔑向党的总路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尽管彭德怀一再解释,批驳各种怀疑和诬蔑,但始终没有摆脱掉里通外国的罪名。直到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经过毛泽东审阅的书面报告中仍坚持:“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信中所说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问题在于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在党的历史上,由于未能正确处理好中外关系,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毛泽东本人也曾受到多次无情打击。全党的多数领导人都对那种挟洋自重,拉大旗作虎皮的做法既心有余悸,也深恶痛绝。因此,在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被指责与赫鲁晓夫等过从甚密’、甚至有过不正当的交易时,没有不感到义愤填膺的。
庐山会议过去40年了,但庐山会议所铸成的彭德怀错案所产生的后果却是十分严重的,所留下的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时至今日,认真客观地分析这一错案得以发生的原因,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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