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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李仲公陷害贺龙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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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4-1-10 02:38:19 |阅读模式
贺龙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陷害,其中一条十分重要的罪名是说他曾“通蒋”,向蒋“说情”“乞降”。而进行如此恶毒陷害的关键人物,是国务院参事室原参事李仲公。那么,李仲公为什么要陷害贺龙呢?《人民网》刊文,揭开李仲公陷害贺龙始末。
李仲公
李仲公,曾是一个十分反动的人,后投机革命。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处长,成为蒋介石的亲信。1927年,宁汉分裂。蒋介石、汪精卫两人都在积极做争取对方手下军队的工作。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李仲公为蒋介石出了不少主意,他重点拉拥护汪精卫的军队,意图使这些军队反戈一击,站到蒋介石一边来。在1927年初到重庆策动刘湘拥蒋反共之后,李仲公又来到汉口,准备策动驻扎在汉口的一些将领拥蒋,反对仍打着拥共招牌的武汉国民政府。当时,贺龙的部队归属于唐生智指挥,而唐生智拥护汪精卫。汪精卫仍然打着革命的旗号,仍然表示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联合共产党,因此,许多共产党员也都聚集到武汉,打算继续与汪精卫合作。贺龙是坚决拥护革命的,真心诚意要率领军队为革命出力,而总指挥唐生智当时也支持汪精卫。可是,李仲公却打算争取贺龙站到蒋介石一边。李仲公不认识贺龙,于是他就找过去的老相识——贺龙手下第十五师司令部秘书长严仁珊,求严引见贺龙,却并不说明要见贺龙的目的。严仁珊答应找机会引见,李仲公就在严家住了下来。
贺龙一贯与部下关系好,经常与部下交往,也经常到部下家中走动。他不光是到师长家里去走动,也到更下一级军官家里走动。对此,严仁珊是了解的,他要李仲公住在自己家里耐心等待。果然,有一天,贺龙来到严仁珊家中,严仁珊乘机对他说:“蒋介石的秘书长李仲公要来见你。”其实李仲公当时只是蒋的秘书处的处长,还不是秘书长,严仁珊也搞不清楚,就这样介绍了。
贺龙一听是蒋介石的秘书长要见自己,立即提高了警惕,问:“他来找我干什么?”
严仁珊说:“他没说有什么事,只说要见你。”
贺龙想,蒋介石手下的人要见自己,肯定有事。他本不愿意见面,但考虑到,需要摸一摸李仲公到底想干什么,也好了解蒋介石的意图。再说,李仲公现在就在严家,近在咫尺,不好推辞,便答应同李仲公见面。
贺龙第一次见到李仲公,对他的印象并不好。当年李仲公30多岁,一脸奸笑,虚伪得很,同时,又自恃是蒋介石身边的人,表现出一副春风得意的派头。
贺龙只说了几句寒喧的话,便不再多说话了。李仲公见贺龙不愿意说话,也只说了几句客套话,就告辞了。
李仲公处心积虑要拉贺龙。第二天,他请在武汉的川、黔将领吃饭,预先便托严仁珊给贺龙传话,请贺龙务必出席。第二天,贺龙出席了这次宴请。出席宴会的多是川、黔将领,连各军、师都派代表出席了。宴席也很丰盛,还请汉口名伶清唱。贺龙一见这种挥霍的举动,就知道李仲公是有任务的。当即把情况报告唐生智。唐生智心中清楚,李仲公此行是蒋介石派来拉军队的,他立即指示贺龙寻机将李仲公抓住。
贺龙得此指示,通过严仁珊告诉李仲公,就说自己晚上到严家陪他打牌。当晚,李仲公与贺龙相邀在严仁珊家中打牌。陪同打牌的还有同样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为蒋介石游说杨森的杨殷之。4人正在打牌之际,唐生智派人秘密通知贺龙,要趁此机会,逮捕李仲公。
贺龙得此命令,立即下令手下卫士,将李仲公当场逮捕,并将杨殷之同时逮捕。贺龙逮捕李仲公、杨殷之二人后,唐生智马上报告给汪精卫。汪精卫听说二人是蒋介石派到武汉瓦解自己手下仅有的武装的,顿时大怒。唐生智、汪精卫当天就决定:枪毙李仲公、杨殷之。但在讨论决定时,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出面为李仲公说话,原因是邓演达与李仲公有旧交。邓演达还以自身担保李仲公。邓演达在国民党中是比较有影响的,汪精卫、唐生智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支持自己,不能不给邓演达面子,结果放了李仲公,只杀了杨殷之。
因为这件事,李仲公与贺龙结了仇。李仲公是个心胸狭窄的人,他在心中十分忌恨负责抓他的贺龙。但不久后,贺龙领导南昌起义,后来又南下广州。起义失败后,贺龙又回到家乡组织革命武装力量,后来又参加长征。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贺龙始终在革命队伍里担任领导职务。身处国民党阵营的李仲公,只能在心中忌恨贺龙。
一晃时间过去了20多年。1949年,李仲公见蒋介石大势已去,脱离国民党阵营,开始与共产党合作。共产党执行最广泛地争取和团结大多数的方针,对于过去做了坏事,但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人,既往不咎,还给予一定安排。在这样的背景下,李仲公被安排在国务院参事室任参事。
中国成立后,贺龙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是解放军高级将领。李仲公的地位与贺龙无法相比,也与贺龙没有任何工作接触。虽然他心中一直记着贺龙差点杀掉自己这件事,仍然对贺龙十分仇恨,但他想报复贺龙,也报复不了,只能把仇恨埋在心里。
旧怨未去,李仲公对贺龙添了新仇
谁也没有想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件正常的小事上,李仲公暗自对贺龙结下了新仇。这完全是李仲公多心所致!
事情是这样的:
1950年6月,中共中央筹组西南大区军政委员会,李仲公听说这件事后,不甘心自己担任的职务,十分想到西南军政委员会中任职,他对组织部门提出,自己对这一地区情况比较熟悉,希望能够让他到西南大区军政委员会中担任一定职务。由于李仲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表现积极,他的名字进入了初选名单。但是,军政委员会在当时是一个重要权力部门,组织上选择人进入这个机构是十分慎重的。因此,组织部门在确定初选名单后,又在包括民主人士在内的一定范围征求意见。没有想到,在多方面协商讨论进入军政委员会人员名单时,西南人士纷纷提出李仲公在重庆“三三一惨案”中的责任问题,于是,有关单位即着手对此进行调查。
调查的结果表明,李仲公在“三三一惨案”中确有责任。在此情况下,到底要不要李仲公进入军政委员会?情况报给周恩来。周恩来想到,贺龙曾在1927年逮捕过李仲公,贺龙会了解李仲公的一些历史情况,于是便写信向他询问情况。本来,此前贺龙对李仲公要求进入西南军政委员会和一些人提出反对意见及组织上对他进行调查等情况,并不清楚。周恩来来信询问,贺龙才知道有人对李仲公进入军政委员会有不同意见。贺龙是个秉公办事的人。他于同年6月19日回函周恩来,信中说:
关于在武汉时期李仲公被捕的经过情形,我尚记得是1927年2月间(日期记不清楚了),我在汉口严仁珊家中,经严的介绍,说他是蒋介石的秘书长,与其相识后,互相谈了几句客气话。第二天,李假刘湘的办事处(汉口日租界)请客,我亦前往,席间尚请有汉口名票清唱。我当时观察,李由南京来汉口后,这种挥霍的举动,就知道他是有任务来活动的。席散后,当晚又在严仁珊家中一起打牌。此时唐生智派其秘书长前来告谓我:李仲公是来汉口捣乱革命的,要我将他逮捕起来。打完牌之后,我即将李用汽车送至唐的总指挥部,经几日后,被邓演达将其保出,这就是逮捕李的经过情形。
贺龙此信,完全是按照历史事实而述,并且写得很简单,并没有任何个人评论,可见贺龙待人宽厚,与人为善。周恩来通过贺龙的信,大体了解了历史情况。为了更慎重些,周恩来还专门写信给聂荣臻,了解李仲公的情况。聂荣臻回信说:“李仲公问题详贺龙信为证。”
有聂荣臻的证明,事情就十分清楚了。最后,中央根据各方的意见,在中央拟任命西南大区军政委员的名单中划去了李仲公的名字。
没有进入西南军政委员会,李仲公认为是时任西南军政主要领导人贺龙不同意。后来他又听人说,是因为过去他到武汉帮助蒋介石拉军队的事才没有让他进入西南军政委员会,他便由此想到,是当时亲自抓他的贺龙向中央反映了历史情况。因此,李仲公更加怨恨贺龙。
1957年,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提出要扩大统一战线,要安排一些民主人士进政府担任职务。中央根据这一指示,决定扩大安排民主党派人士到政府各部门任职。当时身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李仲公再次不满意自己所任的职务,想要到政府中去担任实际领导职务。他直接找到周恩来,提出可否安排他到贵州任省长。中央对李仲公的这一要求十分重视,决定广泛征求意见。当征求已在中央工作的贺龙的意见时,贺龙提出:1950年因历史问题,都没有让李仲公进西南军政委员会,现在如果让他担任贵州省省长,更不合适,因为省长是地方政权的一把手,派什么样的人去任职,一定要慎重。中央同意贺龙的意见,没有让李仲公去担任贵州省省长。李仲公由此更深深地恨贺龙,伺机报复。
挟私报复,李仲公等到了陷害贺龙的机会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贺龙并没有被打倒。李仲公虽然想报复贺龙,也没敢发作。1967年,北京街头已经有不少给贺龙贴的大字报。李仲公见了,心中暗喜。但老奸巨猾的他觉得,这些大字报都是群众贴的,还不能代表中央精神,还要等等看。于是,他依然暗中做准备,没敢跳出来陷害贺龙。他明白,像贺龙这样的大人物,光靠群众说打倒,是不行的,必须中央说话才行。当1968年初江青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一次十万人大会上公开高喊出“打倒贺龙”的口号时,李仲公认为,江青说话了,这是代表中央精神的,陷害贺龙的时机成熟了。但是,当时李仲公已经患病,基本上不能走动,他想找造反派陷害贺龙,也走不出屋子。后来他转念一想,以他这样的身份,直接出面去陷害贺龙,不太合适,也让人不相信。他知道,江青等人鼓动造反派打倒贺龙,一定会找历史上与贺龙接触过的人了解情况,早晚会找到自己的,他等待着造反派找自己。
果然不久后,1968年2月中旬的一天,北京体育学院造反派组织成立的贺龙专案组(分支)的人员靳海东来到了李仲公家,向李仲公了解20世纪30年代贺龙的有关情况。当时,这些造反派组织并不了解许多当时贺龙的情况,只是想泛泛地了解一下贺龙在那个时期干了什么,想从中找出一点儿对打倒贺龙有利的“证据”。他们是在得知李仲公过去和贺龙有过矛盾后,才找到李仲公的。当时,李仲公身体并不好,但他不顾病体虚弱,滔滔不绝,从1927年汪精卫政府谈起,一直谈到20世纪30年代,对当时贺龙在武汉的情况的每个细节都谈得非常详细,以至于第一次竟没有谈完。靳海东后来回忆说:这次谈话给我的印象是:李仲公故意把事情谈得很详细,并留下许多我们要了解的问题活口,以便我们再去找他。
造反派们回去研究了一下,认为李仲公肯定还有话说,便于3天后,再一次派靳海东带几个人来到李仲公家,请他接着谈。此时,李仲公早已经打定主意,要使出最狠毒的招数陷害贺龙。于是,他谈着谈着,突然说:“在30年代,贺龙还曾给我写过信,想通过我向蒋介石说情、乞降,可惜信在我来北京时,被我爱人烧掉了。”
靳海东听后,大吃一惊,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回到北京体育学院后,立即向造反派头头刘长信汇报了这件事。刘长信听后竟高兴得跳了起来,说:“这个线索太重要了,必须紧紧抓住。你明天就去让他写个材料,不然老家伙一死就没证据了。”
第二天,靳海东又来到李仲公家,要求李仲公把信的情况写一个材料给他。李仲公立即答应。其实,李仲公早在靳海东走后就动手写了一个陷害贺龙的材料,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后来,靳海东回忆说:我们找李仲公时,他事先早就有所准备,准备了一张小纸条。他写时,还不时地看一下手中写得很小的纸头。1000多字的材料,很快就写好了,中间还有许多年月日和人名。
李仲公陷害贺龙的材料很快就通过红卫兵小报传了出来。江青知道后,立即批示贺龙专案组,要去北京体育学院了解情况。贺龙专案组得到江青批示后,立即派人到北京体育学院,看了李仲公写的陷害材料,还专门听了靳海东的汇报,最后,贺龙专案组的人告诉北京体育学院造反派头子,不要再去找李仲公了,继续调查的事就由贺龙专案组负责。他们临走前,带走了李仲公陷害贺龙的材料。
李仲公陷害贺龙的材料写得并不长,但却是十分恶毒的。现将这份写于1968年3月28日的材料摘录如下:
贺龙在第一次大革命以前是一个由土匪起家,分投于四川、贵州地方军阀的山头主义的小军阀。我和他认识是在1926年7月,我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身份随同蒋介石从广州出师北伐进驻长沙的时候,他由湘西派了一个日本士官学生、曾在东京与我们相知的贵州人毛景园见我。打下武汉后,在1927年2月我到汉口,才开始和他见面的。但到是年3月,由于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发动反蒋独裁,准备出兵讨蒋,贺龙受到唐生智以反蒋还是拥蒋向他威胁。他为了取得汉方的信任而将我出卖并将我逮捕后,就和他断绝关系了。1928年的春夏之间(月日记不清了),我在南京伪交通部。有一天忽然有他派的人持着他的信来见我(这是贺龙于参加南昌暴动之后又拖着他的队伍回到湘西老巢建立山头的时候)。我看了信,对于来人来见3次都予拒绝,要回信也置之不理。但信是留着的。可惜此信存在苏州住宅,在1949年8月我来北京之后,我的爱人为了防后患,把它取出烧掉了。但信里的要点我是记得清楚的。内容是:称我为次长,称蒋介石为总座。首先是说:1927年3月之事,完全是出于严仁珊的计陷,极力对我道歉,望加原谅。接着是力述参加南昌暴动是迫于当时的情势,实非本心,要求我代向蒋介石解释,仍愿当年追随北伐的宿衷,再予收编为国军,誓效忠于总座及国民政府,敬慈援助并候示复。末署贺龙呈上等语。
李仲公在材料最后写道:
以上就是我所知的关于贺龙这个头号大叛徒的一个铁证。我今天所以把这个材料揭发出来,绝不是出于修旧怨报私情的动机,而是完全出于捍卫、拥护伟大的毛主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的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片忠诚。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尖锐激烈斗争的运动中,也是我作为一个党外的革命干部所应有的一种战斗任务。因此,我就把它揭发出来以作批斗这个罪大恶极的大叛徒的一种材料。
为了说明解放后他与贺龙的关系,李仲公还特意做了如下一条补注:
在全国解放后18年的当中,除了在1949年8月我来北京之后的一两个月内,由于周总理和郭沫若同志约我聚餐和贺龙见了两面以外,始终就没有直接会见过。
伪造信件,李仲公陷害贺龙步步升级
贺龙专案组把这个材料拿给江青。江青看后,指示专案组要再到国务院参事室去找那里的军代表了解一下李的情况。贺龙专案组找到国务院参事室军管会的人,请他们看了李仲公写的材料。国务院参事室军管组看了材料,采取了慎重态度,对这份材料作了如下批注:“李仲公是党外人士,现任国务院参事,所谈情况仅供参考。”
江青手中拿到了李仲公写的这份材料,如获至宝,她立即和康生商量,要开一个会,把贺龙的案子定下来。会议是1968年5月16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的,康生、吴法宪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先是由负责调查的有关人员汇报情况,当汇报到李仲公说1928年贺龙曾给他两封信后来因搬家被烧掉时,康生立即说:那两封信为什么留下又烧了?那两封信一定更重要!
吴法宪立即接着说:“应给李仲公做工作,要他交出这两封信。要告诉他,如果将这两封信交出来,是有功的。”
这次会议决定继续对贺龙进行调查,调查的重点是找李仲公,让他交出贺龙的两封信。会后,贺龙专案组立即开会讨论,决定将工作重点放在要李仲公交出那两封信。他们决定派专人去找李仲公谈。6月下旬的一天,贺龙专案组的赵秀峰、刘士艺来到李仲公家,他们反复说明那两封信的重要性,要李仲公打消顾虑,交出那两封信。李仲公听后,一阵沉默。他自己心里清楚,自己的谎话说大了,哪里有什么两封信,原来就是自己为了陷害贺龙而编造的。但是,李仲公陷害贺龙的决心是下定了,谎话也要当真话说,而且,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没有那两封信,他决定自己伪造。他对专案组的人说,容我找一找。专案组的人走了以后,李仲公便动手伪造信件。伪造之后,他思来想去,最后决定等专案组的人找他时,再交出。
时间很快就到了1969年7月。这时党的九大已经开过,贺龙被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无论是江青、康生、专案组的人,还是李仲公,都认识到,贺龙已经失去了中央的信任,必倒无疑了。于是他们又积极行动起来,陷害贺龙。1969年7月,贺龙专案组第三次派人来找李仲公。来人专门做李仲公的工作说:九大已经召开了,原为政治局委员的贺龙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你还有什么顾虑呢?李仲公表示,自己没有顾虑了。他立即拿出自己伪造的两封信,交给来人。他为了圆自己的谎话,还煞有介事地对来人说,原来,是他老婆害怕,不让他交,他才谎说烧了。
李仲公伪造的所谓贺龙1929年给他的两封信中,第一封信写道:
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岁因严仁珊等之欺骗,既导兄之难堪,复陷弟于绝境,并终无以自解。至今每一思及,恨痛交并,故志今属擢,托熊贡卿、贺贵严诸兄代向中央疏解,借表心迹,经以山河阻隔音信等由,恂恨事也。近阅报章知冯逆叛状益彰,全国声讨。弟亦为党员一分子,能不愤慨。甚愿即率所部万余健儿就近直捣逆巢,灭此朝食,以报党国,而慰主座。伏乞我兄代呈主座为荷。信不有诸,希亮察,如能帮忙,即请设法示复,以便再正式派人晋京回候教益矣。
专此敬叩勋安
弟贺云卿亲笔上
五月十八日
第二封信写道:
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补达,十六年(指民国十六年——引者注)秋间之事完全为奸人利用,结果虽促成宁汉统一,而弟一人之牺牲其痛苦不可言状,始知今日之政治须多受教训方能渐得其中之奥妙矣。弟本武夫,且生性忠实,何能快慰应付当今千变万化之时局,不能为天下人谅者理应然也。爰我如兄将何以教我,前言皆系至诚。务求敬代陈主席请求一切为盼。临颖神驰,不尽依依。此叩勋安
弟贺云卿亲笔上
五月二十六日
李仲公还为此写了说明:
1929年5月中,我连接到贺龙请我代他向蒋介石解释、愿意投蒋的两封亲笔信(署名贺云卿,云卿是他的字)。我之所以交出这两封信,因为这是贺龙叛党的铁证。李仲公亲笔。1969、12、26日于北京。
李仲公为了让人相信他伪造的信,还画了信封的格式是:
专呈交通部李次长仲公勋启
贺云卿上
专案组拿到李仲公伪造的这两封信后,讨论时有两种意见,有人认为,这就是贺龙求降的铁证。有人则认为,这两封信,不一定真实,可能是李仲公后来伪造的。在有两种意见的情况下,专案组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他们决定上报康生,由康生定。康生看了看这两封信,认为是真的,他最后一锤定音:“这两封信是贺龙通敌的铁证!”
康生此话一发,专案组就决定按他的意见办,把这两封信作为贺龙叛变投敌的证据使用。
“铁证”如山,李仲公的陷害将贺龙逼上绝路
当时,虽然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想打倒贺龙,但贺龙对中国革命有很大功绩,在党内军内都有很高威望,加上林彪、江青等人指责贺龙的都是一些观点、做法上的所谓“问题”,仅仅靠这些,他们还打不倒贺龙。可是,李仲公所诬陷贺龙的,性质就不同了,李仲公所刻意编造的谎言是:贺龙早就背叛革命,想投靠蒋介石,向蒋介石乞降。这个问题的性质,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放得很大。李仲公甚至不惜用伪造假信的手法陷害贺龙,而李仲公的假信竟然被当时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正“红”得发紫的康生,在毫无鉴定的情况下拍板认定是“铁证”。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好说话了。
在此情况下,林彪等人加紧了对贺龙的打击迫害。轰击贺龙的“罪恶炮弹”,经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之手,一发又一发地打来。在康生的亲自主持下,开始了对贺龙的罗织诬陷,一项项诬陷被罗织在一起,主要有:1968年4月3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中央写信,诬陷贺龙、叶剑英配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企图篡夺军权。江青、康生亲自出马诬陷贺龙搞反革命活动,说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有无线电俱乐部。贺龙与刘仁、与团中央王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枪700条。黄永胜亲自出马诬陷贺龙是大土匪、大军阀、大阴谋家,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江青、康生诬陷贺龙搞“二月兵变”,等等。
康生觉得陷害贺龙的材料差不多了,就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贺龙专案组的全体人员。这次,康生亲自给贺龙定了案,他说:“贺龙这个大土匪,历史上叛变投敌,他的现行反革命活动也一定会有,可以由‘此’到现实的这个‘彼’,由这个问题想到另一个问题。”在康生讲话的两天后,即1969年5月18日,贺龙专案组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了《贺龙专案组案情进展综合报告》。
林彪一伙为了搞倒贺龙,对贺龙过去的一些下属干部、贺龙子女乃至亲友部下,加紧了刑讯逼供,不少好干部含恨而死。其中死得最惨的是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大将许光达
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这样迫害贺龙,最主要的是:他们认定李仲公伪造的信件是真的。他们还认定,这两封信是贺龙最主要的罪证。由此可见,李仲公陷害贺龙,特别是用伪造信件的手法陷害贺龙,对贺龙的打击是巨大的。直到贺龙被迫害致死两年以后,1971年5月17日,贺龙专案组最后一次写的所谓《贺龙罪行的审查的报告》,仍然把李仲公伪造的两封信当作贺龙“罪行”的主要“证据”使用。
冤情昭雪,李仲公信件经公安部门鉴定揭穿
那么,李仲公伪造信件陷害贺龙的事情是怎样被揭穿的呢?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后,毛泽东意识到,林彪迫害贺龙,贺龙是冤枉的,表示贺龙是搞错了,要平反。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开始亲自过问贺龙遭受陷害一案。1974年,周恩来在处理大量遗留的党和国家要事之后,开始腾出手来处理李仲公的诬告信问题。他在一个文件上批示,要对李仲公写信诬陷贺龙的问题“进行彻查”。周恩来要求,对于李仲公提交的两封信,要拿到公安部门去鉴定。同年9月23日,公安部得出的结论是:这封“求降信”所用的纸张、墨水是1940年以后出产的,显然是李仲公伪造的。
情况清楚之后,调查人员都十分气愤,知道这件事情的中央许多领导干部也十分气愤。许多人提出,一定要严肃处理李仲公。最后,意见反映到周恩来。周恩来也对李仲公竟然伪造信件陷害贺龙的事十分气愤,但他从全局角度考虑各种因素,最后表态说:把调查结果告诉他就能把他吓死,算了,他已经80多岁了。周恩来最后在材料上批示:约李仲公一谈,告以在1968年交出贺的1929年5月两封信,非贺龙亲笔,且贺字云青,并非云卿,代笔定非新近之人,可以断为伪造之信……望李老实交待,可得宽恕,否则将进行彻查,以弄明真相。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中央派专人找李仲公谈话。谈话是在国务院参事室一个会议室里进行的。当中央工作人员把公安部鉴定意见摆在李仲公面前时,他无法自圆其说,只是呆坐在那里,浑身冷汗直流,最后他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是自己伪造了信件陷害贺龙。
1978年5月26日,有关单位对李仲公交出的两封信进行了结案报告。《报告》写道:李仲公在“文化大革命”中交出的两封伪造信,是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同志的铁证,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报告》指出:李仲公搞伪造信件陷害贺龙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基础。首先,李是一个多年的反共政客,他对贺龙同志1927年在汉口拘捕他的事耿耿于怀,有报复思想。二是1950年6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李未被选上,他怀疑贺龙同志把他刷掉了。三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四人帮”掀起一股打倒老帅的妖风,李听说江青在一次体育馆开的大会上叫嚣要打倒贺帅,很显然,在此气候下,李认为有机可乘,因而炮制两封伪造信,妄图鱼目混珠,借机整倒贺帅。《报告》在最后还提出了对李仲公问题的处理意见。
这个《报告》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对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写道:
李仲公,男,现年88岁,原籍贵阳市人,原任国务院参事。关于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的两封伪造信陷害贺龙同志的问题,审查小组报经中央批准,认为这是李仲公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同志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待。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查办。但考虑李已年近90、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生活费80元,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
事情清楚了,陷害贺龙的李仲公也受到了处理,但在当年,李仲公对贺龙的陷害却是致命的。1969年6月9日下午3点,贺龙含冤去世。贺龙去世后,没有开追悼会,没有人送花圈,也没有他的老战友和老部下为他送行,只由几个医护人员在专案组的安排下,把贺龙的遗体送到八宝山火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对贺龙冤案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审理,为贺龙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而陷害贺龙的那些人,则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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