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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与丁玲之间的非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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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4-6-16 12:39:57 |阅读模式
王震与丁玲同为湖南老乡。两人相识于延安,但因不满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震曾与贺龙等人对丁玲严厉批评。1949年后,丁玲在政治运动中屡遭厄运,但王震却与丁玲来往很多。丁玲曾经把王震将军比喻为“寒冬里的火柴”,她写《风雪人间》里面多次提到王震对他们在北大荒的关心、照顾。大陆网友“鸦鹊有声”在个人博客中撰文《王震与丁玲》,讲述两人之间的故事。

王震虽是戎马出身,一代武将,但对文化人的关心却是无微不至,很有办法。在潘剑冰所着的《豪客丁玲》一书中,就记载了丁玲下放在北大荒时王震给予关心帮助的故事,至今读来尤为感人。从这些故事中,既可品读到王震的智慧,更可感悟到他非同一般的胆识。也正是这种智慧和胆识,曾让王震在中国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亲手保护过许多文化人。

王震与丁玲的最初见面应是在丁玲从南京刚到延安的时候。王震以为当时的延安大都是打仗出身的军人,尤其需要丁玲这样的作家,对这位同乡千里迢迢来到延安曾表示过由衷的欢迎,接连称好。但大概到延安整风前,丁玲应陈企霞之约写下著名的《“三八节”有感》一文,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却引起了王震的强烈反感。在这篇文章里,丁玲将由延安两起离婚事件引起的为妇女鸣不平的情绪一泄无余地写了出来,指出当时延安男女之间的种种不平等现象,抨击了所谓“土包子”升官后娶女大学生为妻的现实。由于王震也正属此列,因而与贺龙等相继对丁玲发起措辞激烈的批评。他们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卖命,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丁玲也写出这样的文章,我们有什么值得这样挖苦的,是在帮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忙。最后是毛泽东发话保了丁玲,让其免遭了王实味那样的厄运。从这事可以推测,丁玲尽管是王震的同乡,但在延安时期与王震很难留下什么特别的情谊。

解放后,中国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让丁玲连遭打击,先是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接着又被划为“右派”,但王震却连连伸出关爱之手。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丁玲的丈夫陈明被先期下放到北大荒。陈明走后,家里变得死气沉沉,既少有朋友的来往,更缺亲人的交流,丁玲只能独自展开心灵对话。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她毅然决定“到北大荒去,到暴风雨中去,到人群里面去”,“把一切烦恼远远地抛在后边。”时任农垦部长的王震从陈明口中得知这个想法后,不假思索地说:“好嘛,她来,我同意!”这让丁玲喜出望外,很快地来到了北大荒。王震亲自给陈明所在的853农场打电话,把陈明调了过来,与丁玲一同安排到交通便利、离城更近、条件较好的汤原农场,并要求农场分给了一处宿舍。这无疑应是一种特殊的关照。王震在作出这些安排后爽朗地对丁玲说:“你这人很开朗,这很好”,“这里天下很大,我们在这里一起干共产主义啊!”

由于王震的关系,汤原农场的领导与员工对丁玲都相当的关心,劳动安排上尽量给予照顾,分配她在畜牧大队养鸡。丁玲到北大荒来,本来就已下定决心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现在农场安排养鸡自然乐意。这当然比写作要简单得多,但她却丝毫也不懈怠。为把鸡养好,她从城里买来专业书籍学习,钻研饲养技能,使小鸡的成活率大有提高。王震对丁玲在农场的劳动情况尤为关注,担心过度的劳累拖垮她的身体,多次关切地说,毕竟是年近60的人了,体力的恢复是不如年轻人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过一段时间便打电话,要丁玲夫妇到佳木斯来,说是有工作商量,然而一去便什么事也没有,就是在那里改善了几天生活,获得了几天休息而已。久而久之,丁玲终于明白,这是王震部长在暗中关心保护自己。

丁玲是戴着“右派”帽子到北大荒的。刚到的时候,王震就对丁玲说过:“思想问题嘛!我以为下来几年,埋头工作,默默无闻,对你是有好处的。”“过两年把帽子摘了,给你条件,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你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两年过后,一天王震从北京拍来电报,要丁玲夫妇尽快回北京一趟,说是当年斯诺离开的时候,把红军长征的地图也带走了,现在急需它用,请他们帮忙联系对方寻找。他俩立马回到了北京,王震却只字不提地图之事,只是要秘书找一家好点的宾馆让他们住下来。几天后,他俩才知原来寻找地图只是幌子,真的用意是想帮助丁玲摘去“右派”帽子。王震带他们找到同在协和医院住院的作协党组负责人邵荃麟,汇报丁玲在农场夺得红旗的立功表现,让其考虑为其摘帽,又亲自写报告给中央和作协,请求帮助丁玲解决摘帽问题。由于种种原因,丁玲的“右派”帽子当时并没能顺利摘掉,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才真正实现这个愿望,但王震当时为此操劳奔波,确实令丁玲至死难忘。

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王震却敢给予一个大名鼎鼎的“右派”那么多的关心与帮助,这确实值得思考。王震是毛泽东的爱将,不仅在人们熟知的南泥湾屯田中功勋卓着,而且打仗威武勇猛。日军进犯汾河时,他奉命阻击,站在一口棺材上进行指挥,高喊着“跟我上,要死先死我!”结果激战一个昼夜,实现大捷。“文革”时期,他仍然保持着敢作敢为的性格特点。红卫兵把“黑帮头子”的牌子挂上他的脖子,组织批斗大会,他愤然把牌子摘下,摔成几块,进而踏上几脚,说:“我不是黑帮,这牌子应挂在真正的黑帮的头上去。”面对铺天盖地揭批自己的大字报,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披挂上阵,进行反击,贴出了全国闻名的第一张省部级干部亲手写的大字报。毛泽东也曾是这样劝人说:“你们不要批斗他了,弄得不好,他会打人的。”可见,也许正是其特殊的经历与性格,让王震在保护文化人的过程中少了不少可能发生的麻烦。

读完王震与丁玲的这些故事,我一直在想,面对世态炎凉的世俗,对于正处人生逆境的人不落井下石已经要算是不错了,而要冒着风险,挺身而出,给予他们具体的关心与帮助,这就需要正直的人格作支撑。恐怕正是因为这一点,让王震在人们心目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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