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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最喜欢的儿媳,为何被逼至当众裸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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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4-6-29 01:26:47 |阅读模式

                                                                                                                  在政治人物面前,貌似不该提纯粹的爱情。因为对他们来讲,过于纯粹的爱情,注定不能长久。而过于单纯的女人,一旦年轻时遇见这样的男人,就是毕生之劫难。正如蒋介石与陈洁如离婚而娶宋美龄,不是不爱,而是不合适。陈洁如离婚后郁郁寡欢,但蒋介石最喜欢的儿媳、蒋经国之妻蒋方良,却比陈洁如还要凄惨——因为丈夫的离情薄幸,竟压抑到的了严重的躁郁症,甚至在公寓内、在仆人面前裸奔!



蒋经国与芬娜相逢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在有关每一段才子佳人的想象里,他们无不是在鲜花芳菲的四月,或是落花满阶的暮春相遇,开始“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初见。然而,现实生活的残酷不容许我们太多浪漫的想象,比如说蒋经国与芬娜。他们初遇时,身旁不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只有残酷的政治黑暗和寒冷的西伯利亚的空气。

孙逸仙大学在苏联共产党的努力下,在莫斯科成立。该学校的主要生源是中国留学生,主要教授马列主义。出于政治的需要,也是为了送子出国深造,十六岁的蒋经国在父亲的安排下,来到向往已久的苏联。在苏联留学的蒋经国,无论是在学业还是实践各个方面,都过得一帆风顺。他不知道,灾难已经悄悄地接近,不知不觉中,他被卷入了政治的漩涡。

因为蒋经国特殊的身世,他在苏联饱受苦难。曾被流放西伯利亚,后因表现良好,将其调到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作。就是在这里,他邂逅了一生的爱情。

据说,加班到深夜的蒋经国在回宿舍的路上,看到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纠缠一个女人,意图不轨。于是,蒋经国上演了一幕“英雄救美人”的戏剧,三拳两脚就将那个男人打翻在地。他救下的这位女子,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芬娜。这个夜晚一如继往的寒冷,然而,芬娜眼中的光芒足以映亮黑夜、融化冰冷,这种力量叫作爱情。女人的天性使然,她们都喜欢强大的男人,他可以有一副并不高大的身板,但一定要有一方坚强的臂湾,芬娜也不例外。她在这位来自中国的男子身上遗落了一颗芳心。

四季轮回,人的一生要经历很多春天,或许,因为一个人,总有那么一个春天是与众不同的。你的眼里,不再是单纯的绿、红、黄、紫,而如万花筒一般,呈现出缤纷绚丽的色彩。1935年的春天,在芬娜的眼里,应该是幸福的颜色吧。她与蒋经国的婚礼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工人俱乐部内举行,《国际歌》在他们的婚礼上奏响,也许,这是冥冥之中的昭示,他们一生,注定要活在政治的背景下。

婚后的生活有甜蜜,也有苦楚。爱伦的出生,给蒋经国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这个自少年时代就“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人,首次享受到家庭的温暖。由于蒋经国特殊的身份,他们无法像一对平凡的夫妻那样,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芬娜的肩上承担了太多对丈夫的忧虑。

1936年12月12日,中国爆发西安事变。身在他乡的蒋经国忧心忡忡,屡次向苏联政府申请回国,均没有得到批准。与此同时,他候补共产党员的资格也被取消,并且还被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对于这段岁月,蒋经国在日记中记载道:

我的情绪极度低落,朋友亦渐渐远离我。这六个月的艰苦日子,一家三口只靠我妻子的收入维生。我太太有空安慰我的时候,我就尽量松弛一下。

1936年,中苏两国关系得到缓解,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据他回忆说:“临行前,委员长夫人曾告诉我说,委员长希望他滞留在俄国的长公子经国能回国。”斯大林得知这一消息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同意放蒋经国回到中国。他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蒋经国,并对他说:“你虽然在苏联已经13年了,但你是个中国人。你们国家和人民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奴役,你应该回中国去,为你们国家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1937年4月,蒋经国携芬娜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一时间,蒋经国可谓是百感交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鬂毛衰。”对他来说,这是故土,是家乡。然而,对于蒋方良来说,她在这里是异客。她跟随丈夫,穿越了千山万水,来到他的祖国,她头上顶着太子妃的光环,不仅仅意味着,她要从此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还意味着,她必须得到这个中国“第一家庭”的认同,甚至是全国人民的认同。

在爱伦出生的时候,蒋经国曾寄相片给蒋介石,对这位洋媳妇,蒋介石自然是不陌生。然而,当金发碧眼的儿媳站在他的面前时,蒋介石一时之间还是无从适应。经过两三个月的相处之后,蒋介石发现,芬娜体贴、婉约、孝顺,丝毫不逊色于中国妇女,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蒋介石亲自为她取名“蒋方良”,取方正贤良之意。

回到溪口之后,遵循母亲毛福梅的意愿,二人又补办了一场盛大的中式婚礼。不久,蒋经国赴赣南上任,蒋方良跟随婆婆毛福梅在溪口居住,开始了她在中国的生活。

但正是这个“方正贤良”的白俄罗斯女人,随夫来到中国后,却渐渐失宠。据蒋介石、蒋经国的贴身侍从副官翁元口述的《蒋经国情爱档案》披露,此时的蒋经国对蒋方良的感情已经越来越淡。

抗战八年,蒋经国行踪如谜似幻,蒋方良以一个外国人,完全掌握不到丈夫的行踪底细,而蒋经国也吃定老婆拿他莫可奈何。抗战八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后来,蒋经国举家迁居杭州。在杭州的两年里,杭州市长周象贤上下张罗,要跳舞找舞伴,要打牌找牌搭子,要喝酒找酒友,把蒋经国侍候得无微不至。杭州时期,是蒋经国在大陆,背着蒋方良,夜夜笙歌、酒池肉林的一段荒唐岁月,蒋方良对那个阶段的蒋经国却依旧“所知有限”,蒋方良没有什么筹码吓阻蒋经国贪腥,在中国,蒋方良完全要依靠蒋经国。

据《蒋经国情爱档案》记载,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周象贤曾任第三任台北阳明山管理局局长。此时,侍候蒋经国的已经另有其人,周氏遂逐步边缘化。

尽管周象贤虽然边缘化了,但杭州时期他介绍给蒋经国认识的一群莺莺燕燕却还有人侧身台北官场,即使嫁作高官妇,却仍与蒋经国维持私下来往,并且是蒋方良牌友常客的手帕知交,掏肚掏肺,委之以诚。蒋方良甚至到寿终正寝之日都还不知道这些女人曾经是丈夫密友。

在台湾围绕在蒋经国周遭的几位女人,除了京剧名伶焦鸿英和丈夫眉来眼去被蒋方良当场戳穿西洋镜外,对周遭的中国女人,蒋方良几乎完全不设防,完全没有“敌情观念”。身在台湾的蒋方良和大陆时期一样,几乎无日不生活在丈夫背叛的阴影之中。

尽管失宠,但蒋方良对丈夫的情感却如同以前,即使发现蒋经国有不轨的迹象,她也不像一般中国妇女,善于“一哭二闹三上吊”,事后向来是既往不咎。但有气不发,有志难伸,终究是会闷出病来的。

刚开始时,没有人知道蒋方良是犯了精神躁郁症,但见她楼上楼下到处漫无目的地来回走动,到处翻箱倒柜,一下子把箱子里的衣服全部翻出来,一会儿又把首饰盒里的首饰倒了一地,弄得寓所内凌乱不堪。

这些并不严重,有一天,蒋方良突然竟然脱光了衣服,全身赤裸,口中念念有词,烦躁地满屋子里到处跑,总管阿宝姐见状急得满屋子追蒋方良,为她披上衣服,遮蔽裸体。蒋方良固然没有攻击行为,大白天赤身露体,毕竟让蒋经国既难堪又紧张,马上请荣总派精神科大夫,到寓所帮蒋方良看诊。

所幸当年媒体完全被隔绝,外界无从得知蒋寓所内一丝半缕的怪事。医师初步诊治,确认她得了精神躁郁症。医师开了一些控制病情的药丸,要她按时服用;如果病症转剧,则酌加药量。

寓所总管阿宝姐从此以后多了一项任务,即是监看蒋方良精神躁郁症发展情况,只要一发现蒋方良又在翻箱倒柜,就逼蒋方良赶紧吃药,以控制病情。

在荣总医师的悉心诊治之下,她的精神躁郁症病情控制得宜,幸未恶化……

十七年之后,在蒋方良五十岁的生日上,蒋介石亲笔手书“贤良慈孝”送给她留念,这是对蒋方良在礼节上所下功夫最大的肯定。

“方良”二字,可谓是实至名归,就连蒋介石对她也是交口称赞。他曾经对蒋经国说过,蒋经国在苏联最大的成就就是给他领回了这个洋儿媳。而对蒋介石,蒋方良也是极尽孝顺之事,蒋经国曾记载说:父亲逝世,吾妻悲痛异常,日夜痛苦,几已成疾,颇为之忧。

父亲逝世之夜,吾妻曾吻父亲之额以哀永别。犹忆当妻归国拜见父母之后,曾对余言:‘余幼年即丧父母,而由胞姊养大成人,今来归蒋氏,必视君之父母为我之父母。’此言相隔已有三十八年,吾妻如此言之,即如此行之,可谓尽孝矣。妻五十岁生日,父亲曾亲书‘贤良慈孝’,赠之以作纪念,妻视为至宝,除保留原件外,并请人将此四字刻之于石,置于室中。去年春节,父母双亲曾与妻摄影留念。此一照片亦置于房中。父亲逝世之次日,余见妻曾对石刻哭不成声。余独自守灵于慈湖,时以家中病妻为念。

昔日芬娜,今日方良。她把少女时代的芬娜留在了故国,那片虽然寒冷,却承载了她自由的土地。如今,生活在中国的,是一位低调、隐忍,名为方良的坚强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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