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密码
 注册
快捷导航
返回列表 发新帖
搜索
开启左侧

新四军名将高敬亭被枪毙真相

[复制链接]
匿名  发表于 2014-6-29 13:51:29 |阅读模式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枪毙。流行说法认为,高敬亭是被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国民党廖磊、蒋介石联手处死。然而,文史学者童志强在《同舟共进》2014年第6期撰文《请还叶挺将军一个清白——处决高敬亭案的真相》指出,是共产党自己要求杀高,蒋介石“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不过是顺水推舟,乐见其成。
高敬亭(1907-1939)
高敬亭其人
在中国革命史上,高敬亭是一位有重大历史功绩但又犯有严重错误、带有浓烈悲剧色彩的人物。他的身上充满着矛盾:他参加革命的资历在鄂豫皖根据地并不算高,但在很短时间内就“乘直升飞机”升任到重要领导岗位;他对敌斗争勇猛顽强,却又热衷于在革命队伍内部搞“肃反”,被称为“肃反专家”;红25军长征后,在失去上级的情况下,他独自领导艰苦卓绝的鄂豫皖边区3年游击战争,坚持大别山红旗不倒,保存了红28军这支成建制的红军武装;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却能在游击战争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有着杀父灭妻的深仇大恨,却能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转折关头顺应历史潮流,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和对中共新政策的正确理解,主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岳西谈判,成功达成鄂豫皖边区的国共合作;他一生错杀过不少无辜同志,但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同志错杀。他是迄今为止中共党内最后一名以“反党”罪名被“肃反”处死的高级干部。他的错案经历了38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在1977年4月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毛泽东生前的批示宣布给予平反,恢复名誉。平反文件明确指出:
对造成高案的责任问题,毛泽东生前对此也有互相抵牾的说法。1953年毛泽东在视察安徽时的一次谈话中论及此事时,曾当面对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说:“这是戴季英搞的鬼。”解放初,戴季英担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1952年亦因“反党反中央”罪名被整肃关押,“文革”后才平反。
笔者认为,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平反结论是客观公允的。之所以会产生高敬亭案,与其在抗战初期所犯的严重错误确有直接关系。
高敬亭的错误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上级原定由延安派来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的郑位三担任4支队副司令员(对内为政委)、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结果高敬亭坚拒郑位三在4支队任职,向驻在汉口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再三指名提出,要从延安另换戴季英来取代郑位三。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为求得4支队顺利改编和迅速出动,只得致电中央屈从高敬亭的要求。于是,郑位三和萧望东被调离4支队。拒绝上级派来的干部,向中央讨价还价,高敬亭此举无疑触犯了中共纪律底线。
错误之二,是违抗军令,抵制东进。
张云逸到江北后,与戴季英一起到安徽战时省会立煌,同安徽省政府主席、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会商,双方指定皖东地区为4支队活动范围,划无为县为江北新四军与皖南军部的联络通道,廖磊还批给新四军一个江北游击纵队的番号,任命戴季英为纵队司令员,由省府供给给养。这个会商结果是有利于新四军东进和发展的,却遭到高敬亭的反对。1939年1月27日,项英在致延安电中转报张云逸来电:“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企图在怀桐庐一带创造根据地,对党及上级使用他认为是限制他发展,因此正对党及军部极不满”,“自己不愿东进,亦不能派队伍随张行动,争取可能极少。”
叶挺一行于5月10日抵达皖中舒城,在支队连以上干部会上,叶挺传达了中央和军部有关东进的指示,命令部队限期开进至皖东敌后地区。会上全体指挥员一致表示执行中央和军部的命令。高敬亭迫于大势所趋,也举手表示同意。但是当叶挺走后,部队开始移动时,高敬亭却命令第7、9团停止东进。高敬亭抗拒军令、藐视上命、抵制东进的行为,在战时应为任何军队的军纪军法所不容。
杨克志、曹玉福原是红28军时期高敬亭的秘书和警卫员,4支队成立时被分别重用担任主力第7团团长和政委。在部队奉命东进的关键时刻,发生了杨、曹两人于1939年5月20日率兵叛逃,并登报公开反共的严重事件,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在没有证据证实杨、曹叛逃系高敬亭指使的前提下,高敬亭对此至少负有驭下不严的直接领导责任。由于高对下亲疏有别,分配不公,以致第8团团长周骏鸣、团政委林恺多次向中央要求脱离与4支队的隶属关系,对4支队的团结和整体战斗力的发挥,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回到叶挺与高敬亭案。首先从叶挺到江北的时间行止来分析:叶挺是1939年4月27日过江到的皖北,途中经无为、庐江等地逗留,布置工作,于5月10日到舒城第4支队驻地召开干部会议贯彻党中央和军部东进命令,会后即赴皖东。此事从邓子恢自传中更可得到证实。邓子恢是和参谋处长赖传珠一起跟随叶挺军长过江的,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们到江北后,沿途视察部队,传达中央和军部的指示,部队情绪很高,干部也赞成,因此,我们就在4支队司令部召集高干会议,决定部队东开计划,当时高也赞成。会后我就同叶军长前往淮南路东。”(《邓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可见说叶挺于1939年5月13日应约前往安徽省政府立煌纯属子虚乌有。
应该指出,从对一些史料的分析看,由于种种原因,中共中央对原红四方面军留在鄂豫皖的余部及其领导人高敬亭,确实不是十分信任。1937年春,西路军兵败陇西之前,徐向前、陈昌浩奉中央命令返回延安,途中徐向前将陈昌浩安排在老乡家中养伤,只身返延。陈昌浩病愈后并没有先回中央,而是返湖北省亲,其间曾到鄂豫皖边区寻找红四方面军旧部。1937年9月9日高敬亭、何耀榜在给中央的长信中披露了一个史实:“此外,于9月5日收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于8月24日寄来的一个很简单的信,是陈同志送来的。”能够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总指挥和西北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和资格写信的,只有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3人。经查实,1937年8月24日前后,张国焘、徐向前两人均在陕北洛川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查陈昌浩行止,他当时确曾去过鄂豫皖边,但到了英山后即无功而返,遂去延安。估计此信是他在英山托人寄送到高敬亭处的。
高敬亭的山头主义思想及行为,也确实让延安对他很不放心。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在武汉的周恩来、项英:“高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但须附电台并加强军政人员。”1938年2月1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致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电中又指出:“关于鄂豫皖28军即新四军第4支队问题,必须帮助高敬亭同志才能使4支队进步和迅速出动。”5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中也指出:“用一切力量争取高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使之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
直到叶挺过江前的1939年4月18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在给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还提出对高敬亭的3种处理方案:“推动他到延安学习或择地养病为上策;给以副指挥名义,4支队改为纵队,由其他同志带为中策……撤销高的职务为下策。”当时新四军共有4个支队,在上级的电文中,唯独对皖北的高敬亭第4支队反复出现“教育”“帮助”“推动”“说服”“争取”“改造”“处置”等字眼,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下面。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原局、安徽省工委,以及项英、张云逸、戴季英、周骏鸣等新四军将领,都向上级发过对高敬亭不利的报告。
高敬亭是新四军军部领导下的支队司令员,身为新四军最高决策领导人的项英,对高敬亭的问题不可能无动于衷。以下大量史实可以证实项英与高案的关系:
又如,1939年3月14日项英、周子昆致延安电中指出:“高敬亭显然进步极慢,对东进至今怀疑,对执行党的路线可说极差,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故季英初采取推动政策是对的。但亦不能因此对高客气,硬说是他坚决执行了党的路线,使之或骄或疑,都会发生不好影响。”
上述电报都是项英在叶挺过江之前发给中央的,它们真实反映了项英对高敬亭错误的深刻分析和解决高敬亭问题的迫切心情。即在叶挺到江北后,项英对如何处置高敬亭仍有具体意见。1939年5月11日,项英致电中央:“高部人数最多,五千多,问题不解决可影响发展,这对江北有大关系。”
处死高敬亭其实是中共内部的事情
但是,新四军司令部于1939年形成的《反高敬亭斗争之经过》等大量史料证明,高敬亭确实是共产党、新四军以“反党、反中央、反革命”的罪名自己决定要杀的。笔者虽然认定项英与高案有涉,然而并非就认为项英要对高案负首要责任。当时江北指挥部不能与延安直接通电,杨、曹叛逃这样的大事,江北指挥部必须要向皖南军部禀报。同理,项英决定要撤高敬亭的职,也一定要向中共中央请示,这是中共铁的纪律和干部制度所决定的。只有在延安批准撤销高敬亭的职务后,项英才会向蒋介石发报。因为新四军当时名义上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高敬亭是国民政府军委会任命的少将支队司令,必须要走这个形式。1939年6月4日,高敬亭在青龙厂被江北指挥部扣押审查。10天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于6月15日致军部电中明示项英:“中央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4支队,担任副指挥兼4支队司令。不日由延安同胡服一起赴皖。望你在配备干部时注意。”足以说明此中关系。
1939年6月下旬高敬亭被枪毙不久,叶挺还在江北尚未返回皖南军部,项英于7月16日在云岭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后以大会名义向延安发去“致中共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报告,在肯定新四军取得大江南北抗战胜利成绩之后,报告“同时指出正由于反党的高敬亭之罪恶行为影响江北的发展和胜利”,最后向中央表示:“在前后十天之中,全体代表皆以布尔什维克的一致和热烈的发言贡献了实际斗争的经验,并充分开展了自我批评,一致拥护中央军委对反党的高敬亭的决定与办法,揭发高之反党的罪恶,指出谁违反党的路线和决定,谁是个人利益高(于)党谁就变成党的罪人。”这个给中央的报告,是在项英主持下完成并批报的。由此看来,当时中共中央军委确实有一个处置高敬亭的决定与办法,罪名即为“反党”,可见李资平、戴季英的口述证词并非虚妄之言。
综上所述,高案的处理决定,是在矛盾激化之后,最终由党中央拍板的。其中,皖南项英是遥控者,江北叶挺、张云逸等人是执行者,延安党中央是最后决断者。重庆蒋介石“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不过是顺水推舟,乐见其成罢了。3年游击战争期间,国民党重金悬赏高敬亭的人头而不可得,现共产党自己要求杀高,岂有不准之理?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大视野@九歌文化传媒公司

GMT-7, 2018-1-21 01:20 , Processed in 0.115898 second(s), 19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1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