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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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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4-7-13 23:52:47 |阅读模式
20世纪50年代末 60年代初,由于毛泽东推行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导致中国出现全国性大饥荒。《墓碑》作者杨继绳估算,整个大饥荒期间,全国饿死3,600万人,少生4,000万人。作为亲历者,中国著名自由派知识分子茅于轼则为我们记录了一些大饥荒细节。他在回忆录《八十回望》中写道,“1960年,三年灾荒的第二年,我因为是右派而被下放到山东藤县。当然那时候下放的不光是右派,也有一般同志。我被下放到了庄里东村,住在该村党支部书记李某的家里。他家有两个孩子,大的有三四岁,小的刚周岁。三年灾荒时期只有干部家里有新生的小孩,一般人根本没有生育能力。我自己在农村待了整整十个月,根本没有任何性欲。(编者注:茅于轼当年31岁,正值壮年)隔壁的一家四口人中已经饿死了两个,当地最惨的是一家12口人,全家人都饿死了,只剩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这孩子冬天没衣服穿,他看上了我一条要淘汰的卫生裤,虽然屁股上已经磨出了洞。我临走的时候把裤子给了他,他感激不尽。后来才知道,看上我这条裤子的人很多。有人埋怨我,说我不该把这条裤子给他,因为还有人比他更需要。”“我在藤县饿得没办法,全身浮肿,连鞋都穿不上,弯腰都困难。我之所以挺过来有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和秋天时吃了许多蚂蚱。”/ J1 F% k, C7 X) T!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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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
我的爸爸妈妈
1 |* c/ i! `/ Z# O. [& H( D我 爸爸名叫茅以新,妈妈名叫陈景湘,都是1902年出生,爸爸比妈妈大六个月。爸爸活到1990年,妈妈活到1992年。妈妈生了我们四个兄弟姐妹,我是老 大;老二叫茅于杭,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教授;老三叫茅于兰(女),是首都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系副教授;小弟弟叫茅于海,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著名教授,后 离职去了美国从商。我们四兄妹相隔都是两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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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系出了个茅以升,是中国的桥梁专家,是我的二伯父。他修建了钱塘江大桥。我们一共有19个堂兄弟姐妹,出了三个右派,这跟茅家历来的自由思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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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9 ~; X, l! X; Z6 X) G我 的祖父叫茅乃登,是清朝时江浙联军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部的副长,曾著文《江浙联军光复南京》,记述了1911年9月响应武汉辛亥革命的起义。我很小的时候 他就去世了,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是我的祖母曾经教我写字,并且鼓励我写好字。我每天要写一张大字,她在上面批圈,每批一个圈就给我一个铜板。我直到 今天仍对书法有兴趣,写的字居然能够卖钱,这得益于我祖母的鼓励。应该说,她对茅家的兴起有很大的贡献。虽然居家贫困,但是她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她的三个 儿子都是留学生。这在当时是极不简单的事。茅家因为出了茅以升,她大部分时间都和茅以升住在一起,生活过得很舒坦。* p: I5 w# W- E9 Y) ]! H/ Z

! d1 J- E- a7 X7 b我父亲毕业于上海交通 大学机械系,他原在唐山交通大学,后因为闹学潮被转到上海交大。毕业后就去美国普度大学留学,学成后去了加拿大实习,最后从欧洲经过西伯利亚回国。他回到 南京老家后,开了一个汽车修理铺。这本来应该很赚钱,因为当时南京是国民党首都,公、私业务繁忙,对修车的需求很强,但是国民党官僚依仗权势,强买强卖, 没有保护伞就做不成生意。父亲开修车铺不但没赚到钱,反而被抓去坐牢,后来就去了杭州在杭江铁路(浙赣铁路的前身)工作,负责机车车辆的工作。从那时起, 爸爸就在铁路上工作了一辈子。他一辈子最重要的成绩是铁路机车车辆的标准化。他的工作作风勤劳廉洁、一丝不苟, 故深得基层群众的拥护,但是和官僚们总是格格不入。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了解他的为人,所以解放后得到共产党的重视,1950年就把他从广州调到北京,任铁 道部机务总局的副局长。这是他一辈子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所幸他倒没怎么挨整,还当过政协委员,待遇按副部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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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m0 Y- o; M& F( c- r我爸爸在美国留学时和另 一位留学生陈章同房间。陈章看上了他,就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了他。陈章后来成为我的三舅舅。陈家也是苏州名门。我的外祖父陈希濂是光绪时的进士,我在周庄 的博物馆中看到过外祖父得中进士的报喜照片。陈章教了一辈子书,解放前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解放后继续作南京大学教授。大舅舅陈霆锐也是美国留学生,因 为替五卅惨案的纱厂工人维权而名噪一时,成为上海著名的大律师,国民党时的国大代表(相当于人大代表)。这就是我的母系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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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x: C0 [) j$ r3 f. T我妈妈一 生多病,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条件下,竭力维持全家的生活,保障子女的健康和教育。她机智幽默,爱护子女。一般婆媳关系总是紧张的,但是我妈和我爱人相处却十 分融洽。由于我的父系和母系都是知识分子家庭,而且都有留学生的背景(那时候留学生非常少),所以我们的家庭教育是自由、平等、开放的,且崇信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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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V2 h- w: {" H. c. u一辈子的“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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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过去的80年里,生活好的日子并不多。在我开始记事之前,模模糊糊记得家里的日子很好过。那时我父亲在粤汉铁路管机务处,一个月拿近五百块钱工资,家里有 两个保姆。但是1937年抗战开始之后,生活就一天不如一天。那时我在长沙楚怡小学念四年级。我记得大约在1938年,学校的大礼堂临时改做伤兵病院。这 些伤兵大概是从武汉撤退下来的。我们小学生去慰问,送面包给他们吃。有些受轻伤的伤兵,伤好一点儿之后,就自由上街。他们有时候也会闹事、打人。他们的心 情很不好,因为负伤之后失去了劳动能力,不知道今后的生活怎么办?由此可见,战争对人的伤害太大了。( z4 \. a6 v%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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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以后,物价开始上涨。等到我上中 学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父亲的工资越来越不值钱。家里还有三个弟弟妹妹要上学,负担是很重的。抗战时普遍的生活水平大不如前。学校里的伙食非 常差,经常吃不饱。桌上的饭是定量的,如果吃得慢,别人就会抢先把饭吃完了,自己只好饿肚皮。至于吃肉,那是一件极奢侈的享受。我走过校门口时经常看见小 摊上挂着油光锃亮的猪蹄子,馋得直淌口水。在桂林汉民中学上学时,同班同学(忘记了名字)每个星期日带我回他的家(我家在柳州),他母亲总是炒两个菜,一 个炒肉丝,一个炒鸡蛋,供我们两个大吃一顿。他母亲爱自己的孩子,也爱别人的孩子,让我跟着吃。对于这件事,我印象深刻,至今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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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 y- ?" E. F9 l& C& J八年 抗战,吃一直是大问题,挨饿、嘴馋始终伴随着我。附带说一句,抗战虽然十分艰苦,但是没有饿死很多人,个别人饿死肯定是有的,也只不过几万,顶多十几万, 绝不会有几百万、上千万。直到抗战胜利,学校的伙食才忽然大大地改进。那时候我在重庆南开中学,每顿饭都有荤菜,最经常吃的是地瓜炖肉。那时美军的剩余物 资在市面上出售,有奶油、冰淇淋粉、蛋粉等,价钱便宜,营养丰富。可是和平的好景不长,一年后国共内战开始,生活又开始走下坡。那时我已经进入上海交通大 学,食堂的伙食很糟糕,幸亏美军的剩余物资供应充足,大学生经常吃美军的配额给养,一个涂蜡包装的纸盒子,重量不过一磅多,但是营养足够一个成人所需。里 面有几片饼干、一个肉罐头、一块巧克力、几支香烟和一卷手纸。盒子里的内容物不是千篇一律的,每次打开,像挖宝藏似的,总想发现一些新东西。美军的剩余物资除了吃的,还有穿的、用的,为当时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中国缓解了物资供应的紧张。对比之下,大家也对美国生产力之强大有了切身的感受。) j' n9 c, ^" u9 P: _/ `2 P;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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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我最想念的是巧克力。自从1940年我们兄弟几个从上海回到重庆以后就跟巧克力绝了缘。抗战胜利后我从重庆坐飞机到上海,下飞机后头一件事就是买一块巧克力吃。至今巧克力还是我的所爱,不过年老了,不宜多吃糖。' [, l+ H9 _: S) w( X' _-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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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全国解放后生活又开始好转,那时我到了齐齐哈尔。但东北的生活比不上上海,食堂里经常吃高粱玉米,细粮是特殊待遇。我经常上馆子,因为没有生活负担, 大部分的钱都花在吃的上面。1954年,我爱人赵燕玲从苏州来到齐齐哈尔,她从小没吃过苦,对高粱玉米难于下咽。除了继续上馆子,还叫家里从苏州、北京寄 食物,肉松、板鸭、糕点、糖果,甜的、咸的,从来不断。两个人挣的工资吃掉了一大部分。不过解放初期工资每年都涨,生活并不困难。次年我们两人先后调来北 京工作,1956年工资改革,我的工资涨到133.5/月。1957年我又出版了头一本书《蒸汽机车操纵和焚火》,拿到1600块钱稿费,合十几个月的工 资,那时候是我们收入的黄金时代。但是好景不长,1958年当了右派,我被降职降薪,赵燕玲因病停薪留职,我们的头一个孩子出生了,生活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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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W. R. J7 [5 @, j& F# K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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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 n/ K6 @( ]  x# L1960 年,三年灾荒的第二年,我因为是右派而被下放到山东藤县。当然那时候下放的不光是右派,也有一般同志。我被下放到了庄里东村,住在该村党支部书记李某的家 里。他家有两个孩子,大的有三四岁,小的刚周岁。三年灾荒时期只有干部家里有新生的小孩,一般人根本没有生育能力。我自己在农村待了整整十个月,根本没有 任何性欲。隔壁的一家四口人中已经饿死了两个,当地最惨的是一家12口人,全家人都饿死了,只剩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这孩子冬天没衣服穿,他看上了我一条要 淘汰的卫生裤,虽然屁股上已经磨出了洞。我临走的时候把裤子给了他,他感激不尽。后来才知道,看上我这条裤子的人很多。有人埋怨我,说我不该把这条裤子给 他,因为还有人比他更需要。6 A! B+ K, A: _' q$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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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最难看到的是一个人嘴巴在动,这意味着他在吃东西。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盼望的就是能够到县里去开会,有 一顿饱饭吃。这种机会很少,记得只开过两次,每次差不多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中我每天早中晚三顿饭每顿都吃一斤馒头(五个)。一个礼拜吃下来,并没有解 饿。因为解饿要有油吃。没有油,光吃粮食,肚子照样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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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O+ D$ L7 p4 d" i. o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但是又都有一个臭皮囊。在正常情况下,人 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在起作用,因为人是受意识支配的,但是到了挨饿的时候,臭皮囊却起了决定性作用。人的意识完全让位于臭皮囊,人失掉了任何理想,只有一个 愿望,就是“吃”。这是一段极特殊的人生经历,一个没有意识的经历,人退化到了野兽的状态。& E. |8 G1 R!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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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藤县饿得没办法,全身浮肿,连鞋都穿不 上,弯腰都困难。我之所以挺过来有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和秋天时吃了许多蚂蚱。在田野里有许多蚂蚱,抓住一个就放入一个信封口袋里,等有了七八个,就把信封 放到火里烧。信封烧掉了,蚂蚱也烧熟了,放进嘴里嚼嚼咽下肚去。蚂蚱的消化系统里有一股绿色的水,是它吃草后消化过程中的产物,非常苦,很难咽,但是饥饿 使我不顾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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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5 A8 s* a; c3 v# g( W& \人都说灾年撑死的比饿死的多,这是有道理的。我从藤县回到北京时,当天晚上我太太给我开了一个猪肉罐头,我还算有节制地吃 了一大碗带猪油的大米饭,到了晚上全吐了。我一生有几次面临死亡,一次是进入深水游泳,那时我11岁,不懂会有淹死的可能;一次是在齐齐哈尔当副司机,冬 天,我拎着一桶油追赶前进中的火车头,差一点被车头压死;再就是在藤县挨饿。如果再在那儿留两个月,我必死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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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家在吃的方面已经不成问题,山珍海味经常品尝,鱼翅海参也不稀奇。但是人老了,胃口大不如以前。过去认为最好吃的食品,现在并不觉得有什么好。这也许是味觉退化的缘故。( |  |5 K2 I: h: ^" W( S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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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人赵燕玲& N% ]- a, Q0 B" G

1 a3 I3 d" n6 ]" O* K2 T* C2 c我的爱人赵燕玲出生于大户人家。但不是书香门第,没有知识分子的味道。她对我的事业的帮助主要是分担了我的家务事,而不在直接的事业上。我曾经设想过,如果我被抓去坐牢,她会怎么办。她不可能发出和我同样的声音,呼吁外界的支持,但是她会很务实地设法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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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家和我家不一样。日寇侵华时我们茅家全都跟着国民党撤退到了内地,因为不想做亡国奴。但是他们赵家全都留在了沦陷区,因为做生意的人不在乎当局的是什么政 权,能够有生意可做就好。她是家里头一个孩子,长得漂亮,又体弱多病,所以是家里最娇的娇小姐。她有四个妹妹,两个弟弟,但是她集全家宠爱于一身。0 a/ ?$ n3 r8 f

- S/ U  |4 q7 @她 是我的远房亲戚,是我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我称之为舅妈的女儿的三次方,反过来,我是她姑妈的儿子的三次方。我头一次看到她的照片,就是 我舅妈的儿子偷来给我的。以后又弄来一张,比较胖了一点。我见到之后当然羡慕不已,恨不得立刻就能与她见面。那时我在东北开火车。后来因为我生病,请假回 南方,才头一次见到她。! |) v# O1 V$ k, Y2 H8 ]' D

4 s, f5 K  H' ]8 d, P2 d$ D1 x她的出身对她一生有很大影响。虽然她没有念大学,是中专毕业,但是人们都说她是大家闺秀,说她气质非凡。她从天真无邪的小姑娘,到一家之主的贤妻良母,又到孙儿绕膝的古稀之年,一贯保持着秀丽端正、雍容华贵的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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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她到了齐齐哈尔,成为齐齐哈尔最吸引人的明星。她的来到引起了当地的轰动。医院的一位副院长就想动手动脚(后来此人因为男女关系受批而自杀)。医院之外 的人明里暗里打她主意的人不计其数。管理局周末的舞会总少不了要她去,甚至是指名道姓一定要她出席。如果碰上她值班,局长会告诉医院院长给她调换班次。每 当我出差,这些人就蠢蠢欲动,献殷勤,请看电影、吃饭、打麻将。到了北京以后她同样惊动了北京城。王府井三家最大的照相馆,在橱窗里都挂她的照片(不论她 在苏州,在上海,照相馆无例外地都挂她的照片)。在我下放的一年里发生了许多事。隔壁的某局长晚上敲她的窗玻璃;欧美同学会舞会上认识的人盯住她不放;铁 道部的一位副部长1964年春节来我家拜年,看见了她就邀请我们第二天去养蜂夹道的游泳馆游泳。当时冬天游泳是高干的特权,邀请去游泳是显示特权的姿态。 第二天我一个人傻乎乎地去了,这位副部长看见她没去,就满脸的不高兴。更奇怪的事还有,就不多说了。有人说她是倾国倾城,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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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说 她的美貌远不是她的全部。她是我们全家的感情中心,不论茅家、陈家的人,她都记得一清二楚,她代表我们联系各方面的亲戚。她为大家出主意,不论找对象、结 婚、谋职、搬家、小孩儿看病,都来找她商量。她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远远超过我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国外的亲戚回国相聚,燕玲给他们的印象最深。她在 国外声名鹊起,成了茅家的招牌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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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g7 |7 R' C( D9 E9 ]2 T她不但懂得人的心理,善于表达,善于沟通,而且非常能干。结婚前她就为全家人织毛衣,后来为我们全家 做各式各样的衣服,从衬衫衬裤到中山装。她从百货大楼买零头料,做成大人小孩的漂亮衣服。她的能干是出了名的。当年她刚在齐齐哈尔铁路医院上班时,同事们 都认为来了一位上海娇小姐,干不了事,后来才发现她是一位能手。她是助产士,接生过一千多个孩子,没有出过任何事故。她干活麻利,干净利落。护士们都愿意 跟她的班,因为下班早、不拖拉。一年多后,她被评为铁路局的先进工作者,受到了奖励。“文革”后她主持家务,更 是一显身手,全家的伙食极大地提高,从此以后我一直享受她做的美味佳肴。自从“文革”以后就是她给我理发,从来没上过理发馆,只除了在国外的两年她不在身 边,不得不上理发馆。我三十多年没有上理发馆的经验,听说现在的理发还给按摩,十分舒服,但是我至今没去尝试。9 X3 I# ?( t% l

. }+ @1 o/ v" V! s, D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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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第一次发现自己有老相是1970年我40岁前后,在大同厂看电影,忽然感觉眼睛模糊,其实就是开始老花了。到70岁生日的时候我的体力当然不像年轻人,但 是还能够坚持早上跑步,要跑两三千米。但后来跑步就取消了,因为膝盖疼。前后加起来跑步跑了三十来年。我打太极拳有近五十年的历史。游泳是我喜欢的运动。4 N: ^4 c& F2 ~' \! S2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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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爱好运动,到老也还算健壮。可是我太太从来不运动,年轻时多病,老了反倒健康起来了。可见健康和运动没多大关系。- d, a* b! s$ A/ b* E) U; R: O

2 z* ]3 W5 d. ?7 v我到75岁时,在一般生活上没有感觉到和青年人有多大的不同。只是听力减退,配了助听器,可是用处很有限。所幸视力还好。2 Y5 \- a7 T- w5 f
在75岁以后,我慢慢感到衰老,走路越来越不稳。特别是开始有一种感觉,好像能够看到生命的尽头,做事老想着事业的结束,而不是开发一个新的事业,退的思想越来越多。现在还能够走动,可以随团出境旅游,但是再过两三年恐怕这一切都得停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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