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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会作之子:父亲死后所受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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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4-7-16 09:09:42 |阅读模式
中共开国中将邱会作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周恩来曾称:“邱会作是个坚定的红军老战士,是个很称职且做得很出色的后勤部长,是历届后勤工作最好的一位,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看法。”1971年林彪事件后邱会作被囚,1981年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邱会作被判有期徒刑16年。上世纪80年代保外就医后,邱会作随夫人胡敏落户陕西西安,晚年被安置在西安南郊某干休所。2002年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89岁。2007年邱会作病逝五周年之际,其子邱承光撰文《父亲生命最后的日子》,披露了邱会作入住北京协和医院受干扰,临终前咬烂舌头明志,治丧时遭遇“六不准”等刁难,灵车逗留天安门、万寿路总后大院门口,八宝山师傅破例用领导人专用火化炉为邱会作送行,后来又受到新的刁难等秘闻。
2002年8月5日,八宝山一号告别大厅,横幅上书“会作千古”
2002年5月初,我突然接到西安家中的电话,说父亲病了。
放假的七天里,父亲体温越来越高,家里劝他住院,他还是不愿意麻烦人。5月8日上班时,他发烧39度多了,被送到陕西医学院附属医院,那里马上安排住院,抱怨说为什么不早送来,88岁高龄老人发烧,太危险了。
我们理解父亲,有时候人的尊严比生命更重要。
陕西敢这样作,因为心中有底。1981年父亲被安置在西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作过批示,给予关照。赵紫阳接任总书记后,父亲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住进了省委第一干休所,“人事关系”从公安局监管改变为老干局管理照顾。后来中央发生了人事变动,但对父亲关心和善待没有改变。父亲去湖北武汉省亲因居住不便曾向上写信,总书记江泽民作批示安排了住所。前几年父亲曾想搬到离北京近一点的河北定居,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为此帮过忙,拟安排在原河北省长曾经住过的房子里,行文口气完全是为一个老同志办事。在军委副主席张震等老同志的帮助下,我母亲的人事关系从西安转回到北京,在总后干休所里分配了住房……近些年来越来越宽松的气氛让陕西认为没有什么问题。
人生了病,希望到好的医院治疗是人之常情,但对父亲来说,意想不到的麻烦来了。
父亲看病要紧,不管用什么方法先住进医院再说。我哥哥情急之中想了办法,叫朋友通过私人关系给父亲联系好了协和医院的干部病房,却要按“社会人士”住进去。近些年来有些人先富了起来,他们想得到好的医疗,医院开辟了“创收”门路,只要交付高于正常收费几倍的价格就可以享受“高干待遇”。医院声称可按此接收病人,可以说是委婉的拒绝,因为父亲每月微簿的生活费,一天也住不起这种病房,何况床位费和医疗费要预交数万元才行。于是陕西老干局请示省委,答复是用多少钱,省财政厅先想办法,然后请示相关上级部门,把父亲的医疗待遇落实。
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医院问邱某是什么级别?在哪儿任职?他们的“明知故问”让陕西难以回答。老干局的人说,邱老到陕西是中央的决定,享受高级干部的医疗,他们有一个省里关于父亲生活待遇看病可以享受的标准。医院说陕西的文件在他们哪儿没用,他们听卫生部的,中央对省部以上的干部有名单,此人不在其中。在“待遇”上有争议,如果听任下去,事也办不成,陕西老干局把所带的现金全部交出,好在可以应付几天。
按说,那里是最了解中央“内情”的机构,在答复的潜意识中让人感到,当初胡耀邦、赵紫阳等的指示,好像并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指示,更不是什么要执行的“精神”,而是下了台的某些人的个人意见,这把已相约成俗实行多年的事情复杂化了。
这时,我想起了父亲的话:“中国的事情很奇怪,要整一个人的时候,上上下下都雷厉风行、争先恐后,墙倒众人推,把人往死里整。而要宽待一个人的时候,各部门都扭扭捏捏、拖拖拉拉,互相推诿,让你继续受苦,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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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敢让重病中的父亲知道这些,但他从护理工那儿问了出来。他在这里不仅住房费高,吃饭也贵,每天80元(每餐是一个盒饭,市场上十几元),一个护工每月两千元……只有有钱人才愿到这儿来“消费”。
十几天过去了,父亲诊治少有进展,但每天几千、上万元的费用要签单,实在令人揪心。为凑钱急用,即便我们家人可以倾家荡产,可也不可能无穷无尽。就在这时,陕西打来了电话,说请示了省委书记李建国,他指示,用多少钱实报实销,还说,这件事不要再在钱的问题上考虑,为病人治病要紧。
父亲的医疗费全额预交了,医院请来了一些的专家为父亲会诊,对此,我们心存感谢。专家一组一组地来了,事先他们没有看病历问情况,到了病房才知道是谁。父亲担任过中央医疗领导小组负责人,医疗界认识他的人多。专家们非常认真热情,说是把父亲当作老首长和前辈看待,他们不肯拿专家费,说是尽心意,有的还向医院建议,会诊中凡是能不算钱的就不要算了,至少,涉及到给他们的报酬不能要。但医院还是要足额收费,据说医院有提成,比例相当大。我们得知这个,是护工说的。患者使用一个护工一月要付给医院约两千元,护工本人收入最多七八百元,只拿“小头”。
4
来医院看望父亲的人很多,有他过去的战友、朋友,有他的老部下,而最多的是老同志的子女。时值夏天,一些老同志到北戴河休息去了不能来,或是本人来不太方便,于是就派子女来看。人们送来的鲜花在父亲住的小病房里摆放不下,只好堆放在门口外边。花香在走廊里飘荡,离开那里远远就能闻到。来探望的人不用讯问,见花闻香便直奔而至。护士们说,很久没有看到有这么多人来看望一位病人了。
最牵挂父亲的是那些曾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管理员老刘,1939年入伍后就当炊事员,为父亲作了几十年的饭。从挺进东北到进关南下,解放华中华南,再随父亲从广州调到北京,他从来没有和我们一家人分开过,早成了我们的“家庭成员”。多年来,刘叔帮着因工作忙而不能过分操持家务的父母把我最小的弟弟妹妹带大,并在文化大革命的抄家打砸抢风潮时保护了这个家里的小孩子,他精心地管着这个家,直到1971年“九一三”。这次,他听说父亲胃口不好,就做了几道他最爱吃的菜,用保温桶放好,老远地从永定路的总后五号院赶来。刘叔看父亲已经吃不下什么了,就一脸笑容地劝他吃,用勺子喂,说那怕是再多吃一口也好。刘叔看到父亲因病重已难以下咽,一个人躲在门外远处偷偷地哭。他已经八十岁了,直到父亲生命的最后,还在为父亲尽自己的心意。
协和医院干部病房的医生多是海外学成归来的中青年人,从父亲入院安排到医药收费标准上的争议,他们都看在眼里,知道了这个病人的治疗中还有医学以外的因素。父亲的病房不可能再是一方患者康复的净土,这个“包袱”和责任要让这些医生来背。从那些医生的年纪上看,文化大革命时他们还是孩子,对那场中国社会动乱的来龙去脉,未必知其真实。他们会如何作为?多少令人有些忧虑。但我们发现,父亲入院困难所形成的阴霾,被来看望父亲的人流化解了。来慰问者或是派子女作代表来的人,多是这个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或老将军,那些花篮卡片上送花者的名字早为人们熟知。而且陕西老干局的人再三向医生护士强调,父亲是他们的服务对像,是他们心目中非常尊敬的老人,希望能支持他们的工作。
可是,毕竟父亲的入院受到干扰,伤害了他年老虚弱的身心,病情已经有所延误。医生们很着急,陕西的同志也着急,我们更急。父亲的病情牵动着很多人的心,关心父亲治疗的还有一些老医务工作者。原解放军总医院的副院长来了,他建议用中医中药,这样对父亲虚弱的身体好一些。还有一些曾给领袖人物作过保键的医生们来看望时也如是说,他们对高龄老人医治富有经验。
我们不知道历史事实是否真的如此,还是上面又下来了一个“逐客”的借口,总是感到有个阴影在我们身边徘徊。好心的医生想出了办法,搞一个“中西医结合”吧,这是卫生部规定各医院都要开展的业务。我们请来了中医老专家为父亲看了病,开了药方,请人煎好给父亲服用。尽管中药效果来的缓慢,但我们还是充满了希望。
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发烧从间断到持续,从低烧到高烧。为防止涌痰堵住气管窒息呼吸,给父亲作了喉管切开吸痰手术,作得很成功。父亲被送到ICU重症监护病房,起初还好,手术麻醉解除后恢复清醒很快。他用眼睛看我们,因为不能再用喉咙说话,就用眼神叫我们放心。
父亲走了,于2002年7月18日早上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去世的消息由陕西省向中央报告了。我们从对父亲这次住院和抢救中看到了陕西在尽力,相信会有一个合情合理的丧事。但很快我们发现气氛不对,在北京的陕西老干部局的人脸色变得阴沉了,总是沉默,偶有只言片语,也是说要作好最坏的打算。几天之后,陕西专程来了一位老干局副局长,代表省里作家属的工作。在和我们宣布“上面”的精神之前,他们内部先进行了磋商,看样子有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发生了,而且很难向我们开口。
1、不准开追悼会和遗体告别;
3、不准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
5、费用要按照有关的规定办理;
7、应家属的要求,骨灰自行处理。
面对“上面”的精神,我们很无奈,只好与陕西老干部局沟通,他们被尴尬地推到了第一线,当某些始作俑者的挡箭牌。
但我们不能同意那六个“不许”,它们是何等残酷。对一个已经去世作古的老人,对他还怕什么?即便有人还把父亲看成是政治对手,也要有人格上的尊重,就是对战场上败北的战将也要人道待之,死者要以礼安葬。
父亲病逝的消息传了出去,是有些以为他还在住院的人去看他、扑了个空之后说出去的。知道父亲去世的人越来越多,都以各种方式表示悼念和慰问,已经造了相当的传播,如果再不办丧事,影响会越来越大。有些人可以打压我们家属,但不敢冲撞那些想要悼念父亲慰问家属的人,就责成陕西老干局快速办理后事。
我们拿出一本公开发行的书《陈伯达遗稿》,里面有一些插图照片,是陈伯达去世后在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生前好友和亲属来送行,其中也有“要人”。陕西老干局几经讨论,说在八宝山那儿火化只是“手续”,并不是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他们明知“手续”与“仪式”难以区别,他们如此上报,得到了同意,因为再拖下去,引起的问题会更多,一旦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责任是躲不掉的。他们“理直气壮”地说出那“六不许”,但此时反倒有点“气短理亏”的味道。
陕西老干部局上报了他们做工作的结果,说没有追悼会,只是遗体火化前有亲朋好友送行简单手续,人数控制在几十人之内。父亲去世了快半个月了,丧事再不办,社会影响越来越广,情况难以预料。看来上面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形成新的社会新闻和关注。这次他们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批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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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传统,人之已去,寄托哀思,讣告多是追忆功德。我们考虑到“六不准”,草拟讣告上说的父亲生平,只有他那年生人,那里人氏,作过何事,只是表述,短短几百个字,比文献部门出版的资料中父亲的简历字数还要少:
邱会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七大、八大、九大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历来最好的后勤部长”这一句话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责问有此评价吗?我们找出了原文,是周恩来于1967年3月30日在总后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他强调这代表了党中央毛主席的看法。毛泽东被当作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周恩来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公开否定领袖公开的言论很难。他们要求不要发送这个简历,说这是组织上对我们家属的“关心”。
父亲是军人,讣告里总得有张像吧,我们用了《将帅录》里的一幅,放在了讣告内第二页,没有违反“封面不许用穿军装的像”的严格规定。
为了留住父亲离开我们的最后场景,我们想摄影。然而那“六不准”中严厉规定“媒体不发消息,不邀请新闻单位参加活动”,这是要堵死了我们的路。但是没有想到,很多摄影高手要来,他们不是以什么“新闻单位”的身份,而只是“志愿者”,完全是个人行为、免费前来服务。
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曾是四野解放海南岛时的师长,他托人打电话来说,丧事一定要办好。还有很多在职的、离休的、去世的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人物和家属打电话来说,一定要办好告别。父亲的战友多已不在世了,他们家人的问候多由遗孀作代表,刘亚楼的夫人两次打电话,说“邱部长是大好人呀,人都走了,还这样对他,事情一定不能这样不声不响地就过去。”
要来的人在增多,现场要有人维持秩序。北京十一学校的“校友会”闻讯,会长王鲁光不顾身体严重残疾,亲自布置,要求“校友会”全力以赴作好这件事。
为父亲送行的日子到了。
灵车路过万寿路总后大院门口,司机又停了车,说“这是老爷子长期工作的地方,让他再看看吧。”灵车到了八宝山,我们按白喜事的规矩给了师傅一点意思,他表示了拒绝,说能送这样的老人走好最后一程是他的荣幸。一个普通司机令人非常感动。我们一直记得他——李师傅。
聚集在大厅外面的人很多互相认识,他们互致问候,谈论着,问着为什么以“会作千古”写横幅,为什么不发逝者生平简历?
签到册一页一页地被写满,粗算已有一千多人,但实际不止这个数。因为有了“不速之客”在签到处附近徘徊,有些人有所忌讳,不便前去签到。
但是,“不速之客”毕竟奉命而来,消息传开,给等候在休息厅的人们心中加上了阴影。走在最前面向父亲送别的人,一定是重点的监视对像。几位老同志遗孀说,她们先走,他们的丈夫都是中国老百姓耳详能熟的功臣名将,又能怎么奈何了她们。父亲的老战友、解放战争中的四野兵团政委、原总政副主任黄志勇说,他走在最前面,记名字就记吧,到了这个年纪这个份上,还怕啥!?
告别仪式结束了,我们撕裂心肺的哭声也留不住父亲。我们送他到了火化室的门外,那里的工人师傅叫我们稍候。原来,平日只开启一般设备,那个专门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用的设备事先没有上级通知做好准备。当他们得知了要送的人是父亲,他们自己商议了一下,决定把它开启,以最高规格表示对逝者的敬重。
不知道这个自发的送别得罪了谁,我们又受到了新的刁难。此时下手让人难过之处,莫过于丧葬费了。父亲生前没有“职业”,没有普通城市居民的“劳保”,也没有“工作单位”,按规定只能由民政部门按社会无业人员那样发放最低的丧葬费用,金额还是几十年前的规定,随着物价的上涨,现今连个体面点的骨灰盒都买不起。封建王朝时有句话,对人最刻薄的是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此时此刻,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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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仔细地回忆着父亲最后的日子,想他还有什么交代的事让我们办。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幕,当父亲在喉管切开手术后,就没有了说话的机会,他被送回病房麻药失效后,病情很快就恶化了,一时清醒,一时昏迷。有一天我们去看他时,护士对我们说,早上接班时发现父亲自己咬烂了自己的舌头。护士的表情极为惊讶,她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
父亲初到北京住院时仍然很乐观,他自认还有几年阳寿,说病好后要把他的回忆资料继续修改,他说他不怕死,但不想现在死,他还有事要作。喉管切开手术后父亲病情的急剧恶化,令他意识到,他的心愿怕是难以自己完成了。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了,就咬烂舌头示意我们,一定要完成他的未竞事业……
当我整理父亲留下的谈话记录,重新阅读这些年来父亲写给我的几十封信时,我把他的遗像摆放在我书桌上,他面对着我在笑,像是在鼓励着我,可是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他在那些稿子上写的修改和批注,已经成了他最后的遗笔。
父亲生命最后岁月里所作的,只是为了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留下一笔珍贵资料,让历史更好地进行裁定而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父亲一生中有过辉煌,也遇到过挫折,功过是非,要让后人去评说。但是,父亲承受着个人屈辱,尽晚年之生命心血,把他所知的国家那段历史秉直写下、说出,就会受到后世的敬重,那怕是另眼对待过他的人,也不敢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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