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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的家族辛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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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4-7-19 16:34:18 |阅读模式
1996年,中共元老薄一波出版了其回忆录《七十年的奋斗与思考》(上卷),薄一波在该书中讲述了他的家族早年的辛酸和奋斗经历。
薄一波(1908-2007),原名薄书存,山西定襄人
家庭概况
我生于1908年2月6日(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正月初五)。我家祖祖辈辈务农,原籍(山西定襄县)芳兰镇。芳兰是个大镇。刘、薄两家是大姓。镇上共有两千多户人家,人多地少,谋生不易。到我高祖父时,立足不住了,于1827年(道光七年)举家搬到离芳兰镇15公里的张家庄。
我祖父母死后,由伯父管家。我伯父读过几年书,会写写算算,在蒋村同某人搭伙,开了个纸坊,他当掌柜,人们都叫他“昌有掌柜”。我父亲没有上过学,从小就干活,给人家打小工。12岁那年,他在张家庄做小工,脚手架倒下来了,砸断了他的右胳膊。胳膊总算是给接上了,虽没有完全复位,倒也不影响干活。我伯父的小算盘打得很精,而且冷酷无情,祖父母死后,他就提出来要分家。我父亲比他小15岁,很怕他,把他当老子看待,只能依着他。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与其说是分家,倒不如说是他把弟弟从家里撵出来了。我的父母,带着我哥哥,不得不再一次步祖先的后尘,抛别三辈人的故土,搬到了我外公外婆家所在的蒋村。我父母人缘很好,张家庄的人,不论亲戚、朋友,还是一般乡亲,都十分看不惯我伯父的做法,对我父母的遭遇深表同情。后来,我家每年都要到张家庄扫墓上坟,走亲访友。直到多年后,我参加革命了,遭到通缉、追踪,在蒋村遇到危险,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仍把张家庄当作首先考虑的落脚点。
蒋村在县城东面20里,正好坐落在忻(州)定(定襄县)盆地的盆沿上,背靠着山,面向着平川,是全县比较富裕的地带。地下水丰富,打的井很多,造纸业很发达,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蒋村造纸业规模较大,用人就多,所以有很大的吸引力。那时到蒋村打短工晒纸的男人,平时也有十来个人。我父母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我家搬到蒋村时,父亲的堂舅帮了大忙,让父亲一家三口住到他自己家里。老舅爷又找到我三姑父,让他在自己的纸坊里给我父亲安排了活计。这时我哥哥才4岁,到蒋村的第四年我姐姐出生了。要解决一家4口的吃穿用,父母亲只好起早搭黑地拼命干。我父亲干重头活,母亲晒纸,干家务,从来不闲着。
三姑父见我父亲干活是一把好手,支撑个纸坊没问题,就安排他和蒋村一个姓朱的合伙办纸坊。纸坊起名“万盛昌”,字号虽起得响亮,其实没有什么根底,房子、设备是从一个姓胡的地主那里租来的。朱能写会算,就由他管账,平时也干抄纸活。我父亲是“领作”,用现在的话说,就相当于班组长兼技术员了,既要安排、指导别人干活,自己也要全力干。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纸坊坚持下来了,而且越干越好,收入逐渐增多,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起来。
父亲
我父亲叫薄昌福,是村里有名的好劳力,吃苦耐劳,干的活又快又好。他沉默寡言,脸晒得很黑,表情显得格外严肃,有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黑脸阎王”。他心地善良,为人忠厚、忍让,是村里村外人所共知的。
就在我母亲生四弟的那一年,我伯父家道衰败。一天,他怀里揣着刀子,站在周家堡子五道庙、财神庙路口,等我父亲从纸坊回家。见到我父亲,他便说:“你站住!我现在过不了日子,给我40吊钱!”我父亲一听就愣了,说:“我一年也不过赚40吊钱,都用来养家活口了,都用完了,手头实在没有积存。”伯父脸一沉,唰地从怀里掣出一把刀子,在手里掂了掂,大声说:“那好,没有钱,你就把我杀了吧!给你刀子!”我父亲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答应给他借钱,最后借了高利贷。我母亲很难过,要找伯父讲理。父亲只说了一句话:“人家讹咱,总比咱讹人家好。”
这一年我4岁,已经记事了。就在伯父讹走40吊钱后不久,一个晚上,母亲闹肚子痛,额头上的汗珠直往下流。我吓坏了。母亲说:“书存儿,别怕,快去纸坊叫你爹!”那时父亲晚上也在纸坊干活,不回家。纸坊在村西头,离家有一里多路。我赶快跑到纸坊,父亲二话没说,抱着我就往回赶。回到家里,他忙碌了一阵子,传出了婴儿响亮的哭声,是弟弟出世了。家里添丁进口,本是大喜事,我父母却相对无言,默默垂泪。家里欠了一屁股的债,拿什么来养活这个孩子呢?父母亲在无限悲苦中,狠着心把他溺死了。
我父亲虽一向宽以待人,能忍则忍,但办事绝不含糊,从不受人左右。只要他拿定了主意,就不会轻易改变。他决定送我上学的事就是一个例子。我初小毕业以后,他本不打算再让我上学,犹豫了好久,但下决心让我上了,就再也没有动摇过。高小毕业后我要继续升学,他二话没说,同意了。村里有些人觉得这与我们的家世身份不相称,说起风凉话来了。对付这些闲话,他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不予理睬”。
我在太原上学期间,常向《山西日报》、《并州日报》投些稿子,没有多少政治内容,只是讲些学生的在校活动,例如“国语辩论会”某一次辩论情况,等等。《山西日报》不给稿费,只给一份报纸,平时寄到学校里,放假期间就寄到蒋村。蒋村从来没有订报的,突然看到经常有《山西日报》寄来,一个月不断,议论就多了。有的说,一定是书存入了混(共)产党,不看报不行。我表兄(三姑父的二儿子)一听就急了,特地找到我父亲说:“舅舅,咱的日子也算是过得不错了, 二小子怎么还想加入混(共)产党?现在还有口饭吃,混(共)了产以后吃什么?”我父亲苦笑着对他说:“穷人不找混(共)产党找谁?你别多管闲事!”
那时我父亲并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但他相信自己的儿子,知道儿子读了书,懂了道理,不会走错路。
抗战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雁北以后,我把父母亲从家乡接出来,送到了陕西汉中。作为山西“出了名”的抗日干部家属,他们再在家乡呆下去,危险太大了。可以想见,眼看着用一辈子的血汗创下的家业弃于一旦,父亲心里是多么痛苦。他不久就一病不起,1938年病逝于汉中,终年64岁。
回顾我父亲的一生,可以说,他当得起“忍辱负重、顽强抗争”这八个字。他这种黄土地上农民的淳朴性格和实干精神,自然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母亲
我母亲叫胡秀清。她上了岁数以后,村里人都称她“昌福老人”。她以一生的行事,赢得了村里人的尊敬。我母亲不是个弱女子。她遇事不惊,临危不乱,反应敏捷,总能迅速做出决断。我家曾先后两次遇到出人意料的逼债,几乎逼得一家人走上绝路。都是她化解了。
母亲的人缘是用她的赤诚待人和热心肠换来的。别人家有了难处,她总是尽力相助。外祖母家祖传会看病,村里人有个病痛,常常来找她。她又明事理,讲公道,谁家婆媳失和、夫妻打架,妯娌吵嘴,也常找她去评理。久而久之,她就成了村里公认的排难解纷的长者。
对于我们几个孩子来说,父亲是身教,母亲则是身教以外还有言传。古话说,身教重于言教。这是强调以身作则的重要,不能光说空话,还要作出表率。这些对我是有很深影响的。
父亲去世后,我又把母亲接到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这时她接触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1939年底,我们住在沁源县阎寨村。一天,我很晚回到家里,母亲还在等我。她说:“今天来了两个人,一高一矮,外乡口音,能听懂,很有礼貌,不知道是什么人。”
我问:“是来找我的吗?”
她说:“说是来看望我的。一进门就伯母、伯母,问寒问暖,有说有笑的。让我别尽为你操心,要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那个年纪大的,我看比我小不了几岁,也是一口一个伯母,临走还给我鞠了一躬,真叫人心里过不去。”
我说:“那是我的领导人刘师长和邓政委。”
事后我向伯承、小平同志说起这件事,并向他们转达了我母亲的话:“你见到他们二位,要替我说几句谢谢他们的话,实在当不起。”刘、邓都说:“看看老人是应该的。”1946年我去延安期间,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的滕代远同志,还特地给我母亲过了一次生日。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友情,深深地印进了她的心里。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我先到了北平,随后我母亲也来了。她终于看到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同年9月28日,母亲因病去世,终年76岁。遗憾的是,只差两天,她没有能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回首往事,我深深怀念我的母亲。她的牺牲自我、乐于助人的品德,遇事的沉着冷静和办事的精明干练,都使我深受教益。
父亲、母亲,加上哥哥、姐姐、弟弟和我,这就是我们在定襄蒋村的六口之家,一个有着一部奋斗史和辛酸史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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