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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侍卫:还原主席的真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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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4-7-19 23:22:08 |阅读模式
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当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环球人物》杂志刊登长文《毛泽东被流言掩盖的真实生活》。该文援引“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秘书长黄建新的话说,近年来出现的“造谣诽谤”,“给主席的名誉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然后通过毛泽东生前卫士、管家、保健医生口述,从毛泽东的生活、财产、健康、安保、性情等五个方面予以澄清。文章并援引这些毛泽东侍卫与近臣的话说:“这些年,社会上有很多对主席的不实言论。他的子女可能不方便出来回应,但如果我们也保持沉默,就太对不起主席了!我们有生之年,还是要尽力多讲一讲,还主席一个清白。”
2013年12月26日出版的《环球人物》杂志封面
卫士周福明,管家吴连登,警卫孟进鸿、王明富,保健医生王鹤滨……他们跟随毛泽东多年,在他们眼中,毛泽东不仅是领袖,更是亲人。面对流言和误读,他们比谁都气愤、都痛心。在吴连登看来,“之所以谣言四起,还是因为一些人对主席不够了解。如果大家知道主席平时是怎么过日子的,这些谣言将不攻自破。”
生活篇:生活上不爱享受 饮食上粗菜淡饭 一怒之下搬到游泳池  
主席从1949年8月23日便入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直到1966年8月搬走,他的全部活动几乎都在菊香书屋的北房紫云轩进行。主席喜欢那里的原因之一,是菊香书屋有北京内城的最后一块耕地,主席觉得整个环境很像他韶山老家。  1966年上半年,中央办公厅趁主席离京外出考察期间,对紫云轩进行了一次维修。主席回国后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葺一新,大为不悦,一段时间后便搬到旁边游泳池的更衣室,再也不肯回来了。更衣室很狭小,条件差,并不适合作起居室,主席却说:“太小了怕什么,只要能摆个床铺,有张桌子、有把椅子不就可以了嘛。”最后,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只好将游泳池的小传达室布置成主席的卧室,将休息大厅改成书房兼会客室。游泳池没有厨房,饭菜仍在菊香书屋做,再给他端过来。  
帮主席理发也是我的工作之一,每次我都是用热毛巾敷、用篦子篦。除了理发,我还负责帮主席擦澡。主席不喜欢泡澡堂子,也不喜欢淋浴,最喜欢用毛巾擦澡。 
毛泽东对物质生活的要求简单至极,但烟瘾非常大。有人说,毛泽东的烟是特供他一个人抽的,还有专机负责运输。对此,生活管理员吴连登予以了澄清。  
李先念抽的雪茄不是国外进口的,是四川什邡一家烟厂制作的,工艺确实很讲究,一般厂子短时间内还学不会。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造反、大串连,社会秩序大乱,生产这种雪茄烟的烟厂不能正常运转了,主席的烟就供应不上了。我接到指令,前往四川,请成都军区把任务交下去,让军区给中央送机要文件的同志把烟带过来。同时抽这种烟的还有李先念等几位领导。  
经常游泳,偶尔跳舞  
起初,主席到外面的游泳池去游泳。每天晚上出去时,他还要戴个口罩,算是化装,这显然不太方便。后来,中央警卫局在中海西侧、紫光阁往北很近的地方修建了一个露天游泳池。当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南海机关工作人员都去游泳,主席一有空也会去游。主席游完经常说:“游泳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不想事,让大脑很好地休息。吃安眠药、散步、看戏、跳舞都不行,只有游泳可以做到,因为一想事就会下沉,就会喝水。”  
主席没在人民大会堂办过舞会。1961年以后我都跟着他,跳舞就在中南海,我也经常参加。因为来跳舞的女同志多,男同志少,上级就要求我们这些男工作人员必须参加。最早是请一个文工队来伴奏,后来就改为放录音带了,省得一帮子人来。  
中南海的舞会不是主席一个人的舞会,朱老总、少奇同志、周总理等一些中央领导都会参加。这些领导平时工作特别忙,整天开会、搞调查。办舞会就是为了给他们一个放松精神、愉悦身心的机会。少奇同志和周总理都跳得很好,朱老总就是扭秧歌一样地走。有时会请一些外面的文工团来参加舞会,每次来人都要做严格的审查。我们负责在门口搞警卫,过程费时费力。这时就有人提议,中南海搞个自己的文工队。于是从各地挑了一些吹拉弹唱的和跳舞的文艺工作者,住在中南海东边的万寿殿。舞会上一起唱唱歌、跳跳舞。挑人的标准首先是政治好、思想好、作风好。至于相貌倒是其次,至少我没见到有美女。  
并非顿顿离不开红烧肉  
这个谣传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实际情况是,主席出访俄罗斯等国后,想了解西方的饮食文化与中国有什么不同,看哪种饮食比较科学,我们就偶尔把四菜一汤中的一个菜换成西餐。主席说,西方人很有钱,有的东西是好,但对身体没好处,高油、高蛋白。他的食谱,我们是要参考主席的活动和出访安排,还有身体和季节情况来确定的,并不是外面捕风捉影的那样。  
也曾有大量文章提出毛泽东顿顿饭都离不开红烧肉,于是有了“毛氏红烧肉”一说,一些饭店还打出“毛氏红烧肉”的招牌。吴连登说,这是对毛泽东饮食的误解。  
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鱼,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每天的食谱、菜品采购都由我来定。他从来不对饭菜发表任何意见,也从来不主动说想吃什么。有时我们说:“主席,加点菜吧。”他却说:“吃这个很好了,很多人还吃不饱饭哩。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  
我曾向主席建议要少吃动物油和肥肉。我见到他吃猪肉,通常的吃法是肉丝炒竹笋、肉丝炒青菜、清炖肘子等。在主席身边几年,我从没看到他吃任何保健品和补品,都是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吃粗米。他觉得饮食就要“粗菜淡饭”,所以不吃细米。我现在整整90岁了,身体不错,很多饮食习惯就是受到主席的影响。  
王鹤滨回忆说,毛泽东吃饭不像常人那样按时、按顿很有规律,常常是被值班卫士提醒或催着才吃一顿,要保证他在24小时以内吃上三顿饭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为了避免饭菜在等候中凉得太快,吴连登专门订做了保温效果好点的瓷碗。“没想到近些年市场上开始炒作毛主席的相关文物,还出现了‘毛瓷’的说法。其实主席就是吃饭用了个瓷碗,却给了民间这么大的想象空间。”  
除了吃饭,毛泽东还有另一难:睡觉难。吴连登时常感慨:不提醒他吃饭、睡觉,他的文件永远看不完。  
后来,护士给主席开了一种强烈控制神经的药物叫“水化氯醛”,主席就靠它入睡。有一次去武汉开会,我累得几天没合眼,把主席杯底剩的一小口药喝了下去,当时就失去了知觉,不省人事。如果按主席那么大的用量,我估计都醒不过来了。可见他的工作强度有多大。
现在回想起来,吴连登觉得给毛泽东当“管家”时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很多人不信,国家主席还这么紧张?”他甚至听到一种说法——1961年时,毛泽东一个月的伙食费开支是654.82元,相当于50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伙食费。“这都是胡说!”
这404.80元里面,每月的固定开销就有200多元:党费10元;房屋以及全套家具的租金84元;(李敏、李讷)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后来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有一个姐姐也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还有冬天的取暖费30多元。  
一是吃饭,全家人每月在这方面要花100元左右。哪怕是从中南海供应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钱。有时请一些民主党派的朋友吃饭,比如黄炎培、章士钊等,也是主席自己掏钱。甚至去外地出差,不少人觉得能请主席吃顿饭是莫大的荣幸,但我过后都会把饭钱补上。这是主席的硬规定,没人敢违反。他说,如果他走到哪里都付账,下面的人谁也不敢吃饭不付账。  
江青的工资也是我管,每个月243元,领回来我就记到账上。主席的账我叫一号账,江青的账我叫二号账,他们都是各花各的钱,也就是现在说的AA制,这是主席交代的。所有的采购花销由我来办,晚上回来记账,从牙膏、手纸到菜钱,每一样都要详细记录。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每个月要在这些账本上签字,然后定期拿给主席看。  
每次钱不够用时,我只能拿着账本去找主席,逐一向他汇报这个月的开销。主席一看我这架势,就会问,“钱又不够用了?”然后我得打一份报告,并在后面附上详细账单,请主席签上字,才能到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以下简称中办特会室)去领主席的稿费。不过,总不能月月如此吧?那就是我管家的失职了。所以我说,这个家不好当。
有段时间,关于“毛泽东稿费高达1亿3千多万元”的消息在一些报刊上传得沸沸扬扬。为核实此事,吴连登特意拜访了中央办公厅原主任汪东兴、原中办特会室会计郑长秋。当时,两位老人虽然精神很好,记忆力也很准确,但毕竟年事已高,不能频频出面澄清,便委托吴连登将他们了解的真相转述给记者。  
到毛主席1976年9月逝世,他的稿费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肯定是准确无误的。到1983年底,因为存款利息上调,稿费比原来多出33万元,变成157万元。但怎么可能变成1亿多?这谣一定要辟!  
毛主席放稿费的地方,既不是什么“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也不是在什么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党小组怎么能保存毛主席的稿费?讲不通嘛!中南海什么时候有银行了?这些人真会无中生有。他的稿费实际上只存放在一个地方,那就是中办特会室。  
1974年,经毛泽东批示,工作人员共从稿费中取出3.2万元,分成4份,交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作为生活补贴之用。这或许是唯一一次拿稿费补贴家用。吴连登向记者讲述了整件事情的经过。  
当时,我担心李讷万一用过了头,再开口要就难了,所以以她的名义往银行存了5000元,把剩下的3000元交给她本人。李讷当时感激得连声说“谢谢”。之后,出于对亲属的一视同仁,主席又分别给了贺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  
吴连登“管家”的范围,还包括管理毛泽东的礼品。  
有时候,我会趁着主席晚上在院子里散步,把礼品摆在藤椅上,逐个给主席汇报、对账。吃的东西,如果数量多,主席一般让拿到食堂去卖,再把钱寄还给送礼的人;数量少,就送给司机班或别的人。没有一次说给李敏、李讷的。  
1945年以前,主席没有手表。重庆谈判时,他一下飞机,郭沫若就发现了这一点。为了让主席掌握好谈判时间,他就把自己的表从手腕上摘下来,主席也欣然接受。这之后,主席一直戴着它。直到1969年,表越走越慢,主席说:“我这个表要拿去修修了。”我才向礼品库借了一块金表给主席暂用。主席说:“借东西要打个借条,我的表修好了就把金表还回去。”金表借用了两个月,我就还回去了。  1964年前后,印度尼西亚掀起了迫害我侨胞的浪潮,我国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他们。为表达感激之情,侨胞们给主席送来31.5公斤燕窝。那种极品燕窝,就是在当时,也得四五百元一斤,现在更是难得一见。但主席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国人。”  
健康篇:不配合医生治疗 病痛中坚持工作  
已故医学专家王新德在1974年夏被抽调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曾直接参与或负责毛泽东、周恩来等多位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的医疗保健工作。2002年,王新德生前第一次接受专访,曾专门对相关问题进行过澄清。  
最固执的病人  
1973年,80岁的毛泽东依然忙碌着国家大事,但各种疾病,尤其是老年性白内障令他十分苦恼,有时只能模模糊糊地看清眼前的手指。为了给毛泽东治疗,专家们反复讨论眼科手术方案,各自陈述见解,分析病情,然后决定由眼科大夫唐由之主刀。
两人争执了很久,最后唐由之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请人特制了一副眼镜让毛泽东戴上:眼镜由塑料制成,左眼这边,中间是一块11度的镜片,周边有网眼状小孔,能扣在眼周边的脸上。这样,左眼既能看得见,手又碰不着,东西还不会掉进去。  
病痛中看电影转移注意力  
主席特别难受的时候,坐那看书,脸上的汗就直往外冒,这说明他心脏或者哪里已经很不舒服了。我们就问他:“主席,是不是让大夫给您看看?”他说:“不用,没事,看看电影。”我们工作人员就赶快架机器。美国有个电影叫《出水芙蓉》,主席非常喜欢那个片子。这样一转移了注意力,他就可以喝口水、抽口烟,跟边上的人聊聊天了,身体也舒服些。  
搬进202别墅的当晚下大雨,又有较强的余震,但室内几乎没什么感觉。主席醒来执意要回泳池的老住所,但得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后,他显得无可奈何,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既然是常委们的决定,只好如此。”43天后,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在202别墅病逝。  
那天,房间外面站满了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虽然知道主席生前的愿望是火化,但大家还是对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及其他常委表示:“能不能把主席留下来,让全国人民再看看主席?”华国锋专门在屋里组织开会,进行商议,最后决定对主席遗体采取防腐措施。在我的记忆中,主席永远是我最后一次理完发“在休息”的安详模样。
曾经有人对毛泽东身边有百十人的贴身警卫提出意见,认为他“搞特殊化”。对此,警卫团成员、毛泽东警卫王明富非常无奈,他告诉我们,设立警卫团绝非仅仅为了保护毛泽东,还承担了更重要的使命——  
有一次,主席去广州开中南局会议,于是让长江以南的同志回家调查。我是江苏人,也回去了。我们回来后,主席开完会,晚上9点多了,召集我们去汇报。当时一位回湖北的同志说:“主席,我们老家社员对一年口粮300斤有意见,不够吃!”主席问他:“那你觉得多少够吃呢?”“最少也得400斤。”那位同志理直气壮地回答。主席笑着点点头说:“你这个人啊,蛮会为农民说话的。”  
大家总以为领导人身边都是壁垒森严。其实,警卫部署是有的,但主席本人并不喜欢。他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和人民群众在一起的时候。  
1966年10月1日的国庆典礼上,有一张照片,是警卫员孟进鸿蹲在毛主席身边。我问他:“你干吗蹲着呢?”他说:“万一出现情况我要是坐着就爬不起来啊。蹲着是为了随时跳起来保卫毛主席安全。”警卫员这么紧张,但主席自己并不在意,那次庆典上,他突然只身走下天安门城楼,席地而坐,与人民群众亲切交谈。对主席来说,站在城楼上挥手,不如站在群众中间开心。  
尤其到了晚年,主席像孩子,想法很多,出行很随意,给保卫带来很大难度。“文革”期间的一次国庆节,傍晚吃完饭,主席突然要去天安门广场上看放烟花。他说,平时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很好奇那个纸筒子怎么能放出那么高、那么好看的烟花。天安门广场当晚人山人海,全是百姓。但主席不管,说走就走。  
这件事之后,叶剑英提议,因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希望主席能够穿防弹服。汪东兴说,难道你不知道毛主席的性格吗,不但不会穿,还会发脾气。叶剑英管不了那么多,坚持做了防弹服。果然,主席看到后发火了:“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哪里有怕人民的,怕人民的不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做事的,我们穿防弹服就是脱离了人民啊!你们要怕你们拿去穿,我毛泽东不穿!”
在世人眼中,毛泽东庄重严肃,举手投足间都是领袖气度,但身边工作人员知道,他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真性情。  
主席看到我就说:“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拘束,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啊?”他说完,自己就“咯咯”地笑了。我开始有些吃惊,但紧接着就觉得一下子轻松起来。  主席待我们像亲人,还会用稿费接济大家。谁要是回乡探亲,他会指示我们进行调查研究,回来后做书面报告,这形成了一种制度。有些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低,主席就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将错字、白字一一改过来,还通顺语句、修正语法,谁写的报告生动活泼他就批给大家传阅。
主席也有不高兴的时候,对我们从不掩饰。他有个口头禅——“多此一举”。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一伙在会议上的突然发难激怒了主席。以往都是我负责搀扶主席,那天会议一结束,我马上迎上去,刚要搀扶就被主席甩开了,“多此一举!”他满脸不快地说了一句就走了。  
主席每次都是坐在床上伏案工作。他的床比一般床高出10厘米,但桌子是正常高度,坐在那儿只能脚尖挨地,很不舒服。我后来给他设计了一款桌子,比普通桌子高10厘米,在桌子下面加了一个横条,脚可以踩在上面。主席非常满意,像个孩子似的跺了跺说:“嘿,我可以用脚擂鼓了。”从那以后,屋子里常常响起“擂鼓”的声音。  
3年自然灾害时期,毛主席是不吃肉的,看到带点儿荤腥的汤,他也会不高兴。他对子女的要求也严:不能吃小灶,只能吃大食堂。有人看着不忍心,给李讷买了点饼干,主席知道后非常不高兴。李讷星期六回到家,吃的是主席那份饭。主席在旁边看着她吃,自己就不吃了。  
另一方面,主席总喜欢冲破我们为他设置的保护层,挤到群众身边去聊天,和群众在一起的时候,他笑得最开怀。  
主席最后那段日子里,常常难受得嘴唇发紫。但只要他精神一好,又开始和人开玩笑,大夫曾鼓励主席:“您身体不错,能长寿。”主席摆摆手说:“你们不比皇帝的御医高明多少,稍微高明一点而已,我的病我自己知道。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他不叫我,我自己还去呢!”  
如今,毛泽东逝世已经37年。当初年富力强的工作人员,许多都去世了,健在的也年事已高。我们在采访中发现了一张毛泽东晚年与工作人员的合影。孟进鸿指着照片给记者看:“物是人非啊!真正了解那段历史的亲历者,越来越少了。主席左边的,是主管安全警卫和生活服务的张耀祠,我的老上级,去世了。主席的警卫王宇清也走了。后排这位女同志,是主席晚年的护士长吴旭君,现在身体欠佳,很少露面了。健在的,就我们这几个了。”  
吴连登看着这张照片,也感慨良多:“今年,中央在严抓党风。我就想起主席当年教育我们的——老百姓看中南海,就是看你们这些工作人员,中南海的大秘书就是端茶送水的,没任何特权。所以我们出去,宾馆的一个水果都不敢吃。主席说了:谁吃谁付钱,中南海的人敢吃别人一个水果,外面的干部看到了,就敢拿别人一座金山。人们怀念主席,就是因为他在世时,树立了一个正派的党风和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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