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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取舍与贺龙致命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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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4-7-23 01:16:33 |阅读模式
中共开国元帅贺龙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后不久,即遭厄运:中共官方称林彪和康生诬陷贺龙准备推动“二月兵变”,企图推翻毛泽东,又指国家体委是“贺龙的独立王国”,“混进了大批叛徒、特务和走资派”。结果,贺龙遭红卫兵批斗,受到严重迫害,1969年6月9日病逝于301医院。贺龙在文革之前一段时间和文革初期,曾负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对贺龙一直也很信任。究竟是怎样的原因,令贺龙在文革开始短短三年后就撒手人寰。作家温相撰写长文《贺龙事件始末》,通过剖析中共党内盘根错节的政治势力,重现血雨腥风的党内斗争,从多方面分析贺龙文革之死的根源。本文为原文部分摘录。
1966年8月31日,林彪(右二)与贺龙(右三)等陪同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
贺龙和毛泽东的渊源
在同张国焘南下分裂做斗争的过程中,任弼时、贺龙都作出了难得的贡献,之于当时的中央与毛泽东来说可谓是厥功甚伟。
朱德也曾经回忆道:“贺老总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不争不吵,向他要人要枪要子弹,硬是要过来一个军,尽管人数并不多。张国焘对弼时、贺龙都有些害怕呢!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大功的!” (以上两段回忆参见《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适时在党内的威望远没有后来那样如日中天,贺龙的这些表态无异于雪中送炭,毛泽东内心的感触也是可想而知的。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经亲自对林伯渠、陈正人嘱咐过:“你们要关心一下贺龙同志的生活。”以后,陈正人做媒,把薛明介绍给了贺龙,组建了贺龙一生最后也是最完美的家庭。而贺龙对于毛泽东的生活也是最为关注的,在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贺龙赶赴一九四七年的河西会议之前还让警卫员把仅剩下的一斤水果糖带上,警卫员不解,因为这斤水果糖贺龙自己一直没有舍得吃,贺龙就说:“毛主席离开延安,整天和敌人周旋,生活一定很艰苦。你把这包水果糖带上,送给主席。” (参见《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这些虽说是生活上的小事,却如实的反映了毛泽东和贺龙当时的同志、战友之间的深厚感情。
延安整风期间,王实味、丁玲等人先后写出了讥讽党内作风的文章,首先发现这种倾向的就是贺龙和王震,贺龙在干部群众大会上公开点名批评丁玲的错误观点,还骂了娘。为了配合延安的审干,贺龙在一二零师内部做了具体部署以致于扩大化,这点贺龙以后也发现了,并做了纠偏工作。
贺龙在和彭德怀合作期间,虽然有过一些并不愉快的记忆,然而,整体合作还是比较顺利的,特别是在宝鸡战役、西府战役中,贺龙给予彭德怀有力的支持,对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的后勤保障提供了巨大的支援,1954年彭德怀在接见电影《沙家店》剧组创作人员时说:“光在粮食问题上表现贺龙是不够的。他不顾一切地支援西北战争,非常热情地动员新兵、搞医院、搞粮食,还亲自到部队中去进行鼓动。你们要加强描写贺龙同志。”(引自1993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明清同志采访彭钢同志笔录)建国以后,一向很少当面称赞他人的彭德怀公开赞扬贺龙说:“你领导的晋绥部队真是好啊,能打仗,听指挥!” (《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在几十年的战争和建设生涯中,毛泽东对贺龙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他说贺龙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是二方面军一面旗帜。”借用任弼时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给贺龙的结论就是:“贺龙同志对党对革命的忠实,说明了他是立场坚定,有原则性,有组织能力,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性格直率,富有魄力,大公无私的一个同志。” (引自任弼时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西北局工作会议报告《关于几个问题的报告》)
贺龙和林彪本来没有太深的历史渊源,矛盾自然也就无从谈起。然而,历史就是喜欢捉弄人,从延安时期,一个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一个当年起义部队中的连长、在井冈山上质疑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林彪竟然结下了不解的仇隙,而且,这一仇隙因为以后诸多原因、背景不仅没有淡化,反而进一步深入,直到文革中有了一个总爆发。
那么,林彪、贺龙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到底是因为什么引起的呢?这要从分析林彪的个人性格入手。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林彪其人比较阴险,他善于权谋,善于伪装自己,以他跟随毛泽东多年,他是深知毛泽东的,然而,在毛泽东离正确越走越远时,林彪没有像彭德怀等人犯上直言,相反却激烈的拥护毛泽东,这位“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号称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利用了毛泽东借重他发动文革的契机,为自己的权力上升铺平道路,为自己的集团的发迹打下基础。之所以说林彪利用毛泽东的威望,这点只要看看林彪随手在医书、辞典上写下的那些评论毛泽东的“黑话”就知道内里了。
1942年春,贺龙到达延安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有一次,毛泽东同他谈到了林彪,提到在遵义会议时,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情绪,甚至骂娘;1938年洛川会议时,林彪不顾全大局,对毛泽东关于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建议,默不表态。(以上引自《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廖汉生晚年曾经就毛泽东、林彪、贺龙三人的关系做过一段回忆,林彪在抗战时期见到蒋介石以后曾经面谀蒋介石是抗战伟人,而且说了一些比较不符合林彪身份的话,蒋介石在洛阳召见前方将领时,林彪还就蒋介石的问题写了很多好话,给蒋介石评功摆好,这个条子他是写给贺龙的,以后贺龙带在身上被警卫员洗衣服时给洗烂了,这件事林彪引以为心病。(以上详见《廖汉生回忆录(续)》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283页)
贺龙在听到毛泽东对林彪的评价以后曾经和陶铸谈及林彪的历史问题,为什么说是陶铸呢?在延安期间,陶铸给王稼祥做过秘书,这时候的秘书不像后来领导人的秘书,它所担负的职能是多项的,与其说是秘书,毋宁说是助手,就如同李井泉给贺龙做秘书一样。王稼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陶铸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党务材料室副主任,陶铸担任王稼祥的政治秘书之后和王稼祥的关系不错,陶铸的妻子曾志对此做过回忆。(参见曾志1989年11月15日在《王稼祥选集》首发仪式上的发言)那么,贺龙和陶铸是怎么相交并且来往的呢?
整风运动最大的涉及就是个人的历史问题,虽说没有完全触及,但也是十分严峻的,每个领导人都要过筛子,这时,贺龙向陶铸了解的林彪的一些事实际上陶铸本人也并不十分清楚,因为在历史上陶铸和林彪并非一个系统,然而,陶铸此刻掌握着军委系统领导干部整风学习的大量的笔记,自然能够看到一些问题,王稼祥、陈云负总责,而陶铸则是具体主持工作,解放战争期间,陶铸在东野工作,和林彪的关系有了一个进一步发展的阶段,贺龙在建国以后还和陶铸谈起过林彪,当然也都是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
叶群·薛明·林彪·贺龙
叶群,原名叶宜敬,又名叶瑾。来延安之前曾在国民党中统系统的电台里当过播音员,也曾经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工作过,特别是同国民党的军官关系比较密切,并且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讲演比赛,而且获奖。并向国民党中统办的壁报投稿。另外,叶群的家庭背景也比较复杂,叶群的舅舅和国民党当地政府关系很好,叶群能够当播音员就是由于她的舅舅的推荐,叶群的父亲叶君奇本身就是国民党军少将。
贺龙对于薛明的这份材料当时的态度是不以为然的,他批评薛明说:“你搞的什么名堂,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过,对于叶群同林彪之间的婚姻,贺龙作为旁观者是不同意的,他曾经就叶群把林彪给她的私人通信公布给大家看一事找薛明谈话,请薛明背后劝一劝叶群,贺龙说:“叶群在马列学院把林彪同志的信给同学们看,这很不好。谈恋爱嘛,你要不同意,就算了。为什么把林彪同志的信给别人看呢?你俩很熟悉,你是不是可以告诉她,不要这样做。”(参见薛明同志回忆笔录和《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该书第十三章)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叶群其人,叶群此人一向好慕虚荣、生活作风十分不严肃,就是到了她的晚年,这一点也没有改变,叶群的生活秘书王蓝多回忆叶群同黄永胜之间的肉麻关系以及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叶群勾引、挑逗他的经历都足以说明了问题。(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焦烨《一个秘书眼中的叶群和林彪》天地图书公司1993年版)而叶群在延安期间的名声就不是很好,贺龙虽说戎马倥偬也有所耳闻,所以,他并不赞同这件事。当然,他也只是从一名战友的角度出发。
从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上看,叶群对此恨之入骨,以后几次三番的指示折磨薛明都是来自叶群,如果说林彪因为这件事就和贺龙不共戴天的话,那是站不住脚的,不过,这起摩擦对于贺龙同林彪之间的关系投下了新一层的阴影也是自不待言的。
贺龙、林彪的政治矛盾的升级
林彪在成为军委第一副主席以后,抓了几件大事,第一个就是突出政治,集中在军队中部署吹捧毛泽东的活动,第二个就是安插亲信,控制海军、空军;第三个就是清洗不服从自己领导的军队首长。这三点的共同目的就是在于巩固他自己在中央的地位和在毛泽东身边的地位。毛泽东决定用林彪代替刘少奇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培养林彪在党内的威望是毛泽东首先要考虑的,为此毛泽东也是煞费苦心。高饶事件出来以后,因为林彪陷入很深,毛泽东在事发之前让陈云赶往杭州去给林彪通气,随后林彪就被毛泽东保护过关,七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亲自提议邓小平、林彪同时进入政治局,邓是批判高饶事件的主力军,进入政治局不足为奇,而林彪一度上了高岗的“贼船”居然也进入政治局,于此可见毛泽东的用意。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就高饶事件做自我批评,他说在认识高饶的问题上,他不如陈毅、阎红彦,他拉着阎红彦做道歉,然而,两个月以后,在高饶事件上有了重大污点的林彪居然再度被毛泽东提名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
林彪的“窜升”在党内军内不服气者甚多,薛明晚年回忆陈毅有一次和贺龙谈话时就用了一个十分轻蔑的口吻说:“没想到那个人会一下窜到那样的位置上去。”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见到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杨勇、廖汉生时劈头就是一句:“你们看过林彪同志没有?你们要尊重林彪同志,要多请示、多汇报。”(参见《廖汉生回忆录》(续)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258页)这时,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闭幕,林彪的地位已经确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深化以后,陈毅当着叶飞、陈丕显等人的面还说:“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参见《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一版)文革时期红极一时的红卫兵首领蒯大富也曾经交待说:“他们分析,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参见董保存《杨成武在政治漩涡中》)
贺龙同林彪的矛盾集中体现在三件大事上,前面我们说过,林彪复出以后办了三件大事,其中有两件事后来被认为在贯彻中有“重大抵触”,突出政治工作中,林彪和谭政、罗荣桓先后爆发了严重的冲突,结果谭政罢官、罗荣桓靠边,然而,与林彪更大的对立的还是大比武,大比武这件事被林彪看的十分严重,林彪最终利用这件事搬倒了罗瑞卿,当然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同样要负有重要的责任,没有他的点头,罗瑞卿是不会被整倒的,在上海会议期间,罗瑞卿被停职的同时也宣布贺龙不再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除此以外,林彪安插亲信李作鹏、吴法宪控制海军、空军,而贺龙曾经代表中央军委表态支持萧劲光等人,被林彪视作压制、打击。文革起来以后,林彪认为是和贺龙总摊牌的时候了,决定出手处理贺龙一事。
林彪在军队中开展对毛泽东的狂热的个人崇拜,并不是没有人不知道他的用心的,最早开始抵制林彪做法的就是身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总政治部主任的谭政,以后罗荣桓也出面干预,林彪报请毛泽东同意以后,对谭政、罗荣桓进行了反击,二人一“死”一“伤”。(死指的是谭政被降职处理,以后又被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罗荣桓总政治部主任的任命通知因为林彪的阻挠,迟迟得不到发表)一九六零年召开的天津会议上邓小平公开质疑林彪的高举、紧跟,与会者彭真、刘少奇也批评了林彪的这种别有用心的做法,然而,深为受用的毛泽东却并不对林彪提出任何指责,相反给林彪打了不少的埋伏,虽然毛泽东口头上也含混的表示要正确处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宣传问题,可是,实际上,对于林彪的那一套做法,毛泽东是比较欣赏的,所以,天津会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会后,林彪进一步的推动个人崇拜的风气在全党蔓延开来。这次会议上身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刘少奇首先开炮,接着邓小平出面,连平素谨慎发言的周恩来也赞成邓小平的意见,反对林彪等人简单化、庸俗化毛泽东思想,中央包括彭真这位准常委在内,多数常委的意见是反对林彪式的个人崇拜的,这在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是不多见的,然而,阵容如此强大,毛泽东却避重就轻,仍旧不愿意指责林彪,林彪作为长期追随毛泽东的领导人自然不会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会逆常委们的意见而行,因为这个个人崇拜的举动正是搔到了毛泽东当时的痒处,也就是说,那时候的毛泽东需要这么一个个人崇拜出台,在这个大原则之下的所作所为都将为毛泽东所容忍,而对抗这一大原则的行为不论多么冠冕堂皇都将遭遇失败。(邓小平有关这次会议讲话参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卷,283页)
贺龙·林彪·李作鹏·萧劲光
李作鹏到海军以后,张秀川也陆续到位,以后终于在文革初期形成海军的“李王张”的一统天下,(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1965年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和1966年海军党委三届三次扩大会议上,李作鹏集中攻击萧劲光不听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招呼,另外搞一套,林彪在北京抛出东海舰队检查工作结论报告,报告中作出了“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四个第一没有真正放在第一,在海军党委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的偏向”的指示,李作鹏在海军内部公开说萧劲光是五八年反教条主义的“漏网之鱼”。林彪在一九六五年说:“我就是要在海军打开一个缺口。”张秀川有一次阴阳怪气的对萧劲光说:“你身体不好,可以不用考虑一线二线了,直接到三线休息好了。”以后,李作鹏口头传达林彪的“林副主席指示要点”,剥夺了萧劲光在海军的领导权,虽然毛泽东没有同意林彪、李作鹏关于撤销萧劲光的职务的请求,但是,萧劲光已经在海军没有什么立足之地了。(参见《萧劲光回忆录》(续),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不过,萧劲光确实在海军内部搞过一段的“软顶”林彪的事情,一九六九年六月,萧劲光因为“历史问题”被降为海军党委第二书记,造反派质问萧劲光是否反对过林副统帅时,萧劲光默不做声。而此前李作鹏等人组织围攻萧劲光时,萧劲光根本不买李作鹏的帐,厉声指责李作鹏,搞得李作鹏十分下不来台。(参见肖永定等《亲爱的爸爸,安息吧——纪念父亲肖劲光》)
助纣为虐的吴法宪
吴法宪,江西人,放牛娃出身,十五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政治处青年干事、师青年科科长、团政委、支队政治部主任、纵队政治部主任、军区副政委、兵团副政委等职务,建国以后历任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务。
对此,长年致力于研究林彪集团犯罪的军旅作家肖思科有过一段精彩的论断,他说:“吴法宪并不草包,相比之下,他满肚肥肠的弯儿比一般人要多。对于他来讲,只要有利于自己的功名利禄,自己可以含垢忍辱,可以忍气吞声,可以毫不在乎,可以装聋卖傻。由是,许多人把眼光留在了他嘻嘻哈哈、点头哈腰这一面。”(《特别审判》,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我们先来回顾一段吴法宪的“光荣历史”。
然而到了公元一九六五年,吴法宪就不再胆小了,也不再犹豫不决了,他先后在林彪、叶群的暗示、鼓动之下,用写信揭发、公开讲话等方式诬陷罗瑞卿、林月琴、叶选宁、叶向真、谭政、萧华、余立金、杨成武、许光达等多人,当然还有贺龙,而且,他对于贺龙还有格外的关照,这点我们后面将详细谈及。
空军内部派性比较大,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只会报喜不会报忧,有些事情就是一面之词,有些成绩经过了解以后发现是假的。”虽然,那时候贺龙已经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然而仍旧直言不讳的提出空军出现的问题。
吴法宪同时还找到叶群哭诉,叶群也给吴法宪打气,吴法宪在林彪、叶群的指使下,写信给中央和毛泽东,诬告贺龙,该信长达五页之多,对贺龙各个历史时期都做了歪曲,特别是无中生有的指责贺龙要谋反,是罗瑞卿的黑后台,和彭德怀是同一类坏分子。以后,当审理江青、林彪两案的办事人员向吴法宪出示这些东西时,吴法宪供认不讳。
林彪要对贺龙“削其羽翼”
第一步叫:削其羽翼。
那么都有谁才是贺龙的羽翼呢?在林彪看来无外乎这么几种人,第一种原来就是贺龙红二方面军的,比如廖汉生、王尚荣;第二种是原来没有渊源,但是,后来与贺龙一唱一和的,比如罗瑞卿、杨勇。
最让林彪感到不满的是罗瑞卿对于大比武以及郭兴福教学法的推广,林彪认为大比武是侧面对四个第一、突出政治的冲击,还在毛泽东兴趣盎然的观看了北京军区的演习之后,林彪就让叶群以下去蹲点为名,搞大比武的黑材料。由于大比武中也出现了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这样就给叶群一个可乘之机。叶群等人炮制了一个叫做《对三七九团一连3个“尖子”班情况调查》的报告,内中对大比武极尽侮蔑之能事,随后,叶群在另一份名为《军事训练》的报告中指责大比武是:“今年的军事训练不够正常,它打破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四个第一受到冲击,败坏了部队的作风。许多干部战士整天忙于扣眼(射击)、扣米(投弹),扣一、二、三(单双杠)、扣一条线(队列),很少关心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党的大事……”用这种鸡蛋挑骨头的办法向大比武泼污水。
林彪曾就对付罗瑞卿、贺龙做过一段“精彩”的总结,第一段是十六个字,叫:“大将点火、元帅升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第二段叫:“大将、元帅不能一勺烩。”这种言简意赅的语言是标准的“林氏用语”,除了林彪以外,再没有第二人能够用这么简练的文字来表达政治上的绝大阴谋。
就在贺龙批评吴法宪之后的两个月不到的1966年9月,林彪再度发“威”,打倒了王尚荣,王尚荣是贺龙洪湖时期的老部下,当时担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长,是在军内享有比较好的声誉的一名高级将领,他的能力被杨成武等人所看好,当传达毛泽东指示准备让杨成武担任代总长时,杨成武还向中央领导建议请王尚荣担任副总参谋长,作为他的副手。(《杨成武在政治漩涡中》,董保存)打倒王尚荣的目的已经十分明显,贺龙这时已经有所察觉林彪是对着他来的,然而,他没有任何办法。
实际上,早在林彪臭名昭着的“五一八”讲话以后,廖汉生、杨勇就开始“失宠”了。首都警卫工作组成立之初,毛泽东、林彪的用意是调动部队防止不测,其组长是叶剑英,副组长是杨成武、谢富治,组员中连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郑维山、傅崇碧都有参加,唯独没有当时还是北京军区党委第三、第二书记的廖汉生、杨勇。(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由李雪峰兼任,参见《廖汉生回忆录》续,247页)
贺龙的“软肋”
对于吴法宪等人的诬陷,毛泽东曾经说过要保贺龙,而林彪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的这句最高指示的呢?林彪的秘书于运深曾经对董保存同志回忆说:“叶群出来以后向我要文件,我多嘴说了一句,就说贺龙又出来了,叶群瞪了我一眼,然后就说首长说了有的能保住,有的就保不住,有的一开始要保,后来就保不住。叶群说这些话时是嘟囔着说的,很不高兴的样子。”(引自董保存走访于运深笔录,《共产党员》杂志内部版,中共辽宁省委主办)林彪的这番话等于摸透了毛泽东的心理,这也是十分了解毛泽东或者说几十年以来跟随毛泽东得出的经验之谈,非林彪不能道此。
林彪的第二步就是寻找贺龙的“软肋”,确切的说就是贺龙在政治上的弱点。
贺龙在参加革命以前已经是中共的斗争对象之一——军阀。虽说这个军阀的称呼是后来林彪、江青等人加诸于贺龙身上的,但是,贺龙在南昌起义前的武装力量已经相当可观,贺龙所属的部队中很多高级军官称呼贺龙为“常哥”,烈士贺锦斋生前就有“跟随常哥闹革命”的诗句。(贺龙又作贺文常)廖汉生、王尚荣这些人或者是贺龙的老部下,或者是贺龙的亲属,贺龙的部队从革命前到革命后始终带有封建宗族的痕迹。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再加上贺龙起家的基础,他是无法避免的,也是根本不能回避的。贺龙一开始只能算是我党的同道者或者同路人,他自己在自传中也承认是在逐步的革命征途中才越来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终身的信仰的。林彪在批判贺龙的会议上声色俱厉的指责贺龙是一个“刀客”,这也是由贺龙的出身、历史由来,而后江青等人炮制的贺龙的所谓罪行实录,更是点出了贺龙“大军阀”的“本质”。
贺龙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并不是从头就是毛泽东旗下的,他服膺毛泽东是在长征以后,贺龙是红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这是毛泽东多年以来对他的评价,既是贺龙的荣誉,也是贺龙的包袱。
贺龙并不是毛泽东的“嫡系”,虽说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兼收并蓄、放手任用,不存在很多的什么地域、山头的偏见,然而,随着毛泽东在建国以后政治阴暗面的逐渐上升,随着毛泽东极左政策的扩大推行,以历史渊源划线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毛泽东主导发动的文革的主要干将,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来自于毛泽东的亲信部将、秘书、亲属之间,而文革的尾声到来之际,毛泽东更是出于惯例,把自己的侄子放在政治局之上,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了毛泽东悲哀的一面,同时也提示出一种必然。
为了给这一套诬陷的理论作出必要的实际证据配合,并且围绕着贺龙的历史问题做进一步的所谓的回应,林彪、江青等人利用不正常的手段铺就了这么几条路出来。
第二件事是说贺龙策划“二月兵变”。根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二月兵变”系康生、江青一伙侮蔑贺龙同志的调查报告》中叙述的二月兵变的来由是这样的:“1966年7月,北京大学一个工作人员就北京卫戍区曾在2月份来校联系进驻部分部队负责民兵训练一事,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质疑。大字报的标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文中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康生知道后,先说是彭真搞‘二月兵变’,后又说贺龙搞‘二月兵变’。”
一九八一年三月六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罢免了曹轶欧的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此前,曹轶欧就查抄康生的家庭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过一份材料,里面详细的谈到了二月兵变前后康生的所作所为,这份材料经过党史研究人员整理以后发表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党员通讯》上面,根据曹轶欧的说法,二月兵变之前,叶群找到康生,时间就是林彪发表五一八讲话后不久,叶群对康生说,现在都动起来了,贺龙为什么还没有动?康老是肃反专家,对待贺龙的历史问题,康老有没有什么高明的看法,贺龙到处插手军队,首长不满意。曹轶欧还说叶群走后,康生不愿意管这件事,曹轶欧本人也不赞同,她说贺龙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能给人当枪使唤。康生批评曹轶欧头脑简单,康生说叶群突然来这里不是没有目的的,林副主席对贺龙不满是由来已久的,我们现在不动以后就会被动。曹轶欧为了这件事还让值班秘书把叶群来访一事记录下来,以后这个东西保留在李鑫那里。(李鑫也做了证明,证实材料确实经他保管)
实际上,一些公开的反映文革历史的书籍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中国高干夫人档案》中就指出“康生为了配合林彪的‘政变经’,捏造了彭真、贺龙的二月兵变。”(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399页)
二月兵变这件事再次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贺龙“不可靠”,贺龙的“军阀本质不改”。
1.罗瑞卿家里办公桌下面压了一张照片,是罗瑞卿、贺龙、薛明、郝治平的合影,天天看,没有毛主席的照片。
3.贺龙亲自保管1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
5.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120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宋治国的这份揭发材料是在叶群的不断督促下写成的,这份材料出笼以后,林彪马上作出批示,连同李作鹏、吴法宪诬陷贺龙的材料一起送到毛泽东处。
李仲公是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他是贵州人,曾经奉蒋介石之命劝导贺龙“归顺”被贺龙一度扣押,解放以后,李仲公曾经以自己是贵州人地理人物熟悉为由请周恩来任命他做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薛明回忆,周恩来因此想到贺龙,请贺龙出面和李仲公谈一谈,李仲公见到贺龙以后很慌张,贺龙揭了李仲公的老底,李仲公灰头土脸,“自知无趣,赶紧告退。”(引自《不尽的思念》,薛明回忆周恩来与贺龙)以后,李仲公怀恨在心,当1968年3月26日,中央贺龙专案组到国务院参事室来了解贺龙的历史问题时,李仲公在专案组的逼迫之下把贺龙的两封信交给专案组,据李仲公称这是贺龙的亲笔信,内容是一九二九年贺龙向蒋介石表示要投诚。此信交给周恩来的联络员郑凯以后又由总理办公室交给林彪处,林彪做了“此件很好,说明贺龙一贯立场如此”的批示,然后送毛泽东处,据说毛泽东看信以后大为动容。(《国务院参事室大事记》中记载:1978年5月26日,李仲公审查小组作出《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决定说:“关于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两封伪造信陷害贺龙同志问题,审查小组报经中央批准,认为这是李仲公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同志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 又不老实交代。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法办。但考虑李已年近九十,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生活费80元,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1978年6月20日, 李仲公因患肺炎等症,医治无效,在北大医院去世。”)
这里顺便说一下文革中的专案,现在我们用现代的眼光看,这些似乎都是无稽之谈,然而,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中,特别是专案经常披露出一些触目惊心的大问题、大事件,而平素大家已经习惯了接受某人或者某事的历史结论,一旦这些东西被翻转过来时,首先不是感到其他,而是震惊,即便是毛泽东也是一样。比如他对刘少奇(套在王光美专案组中办理)的专案的批示中就有“触目惊心”这句话,虽说刘少奇是毛泽东既定要打倒批臭的人物,可是,专案组提供的某些刘少奇的“反革命历史”仍旧让毛泽东大吃一惊,这也就是毛泽东在给章士钊回信中所说的“个别人情况复杂,尚难肯定”。
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与权衡
1966年9月5日,毛泽东接见贺龙,把吴法宪的诬告信交给贺龙,贺龙说要和他们去解释一下,毛泽东表示不同意,毛泽东继续重申对贺龙的一贯评价,一共是三点: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这三点最初还是毛泽东亲口对薛明讲的,地点是在延安。现在,毛泽东重复这段话等于告诉贺龙,他仍旧是这么看待贺龙的,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我当你的保皇派”。(参见《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贺龙是正常来征求林彪意见的,但是,叶群却如临大敌,张云生自己回忆,当时叶群十分紧张,让警卫人员躲在后面,时刻提防贺龙的“不轨”。算得上丑态百出了。(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林彪对贺龙提出一个看法:“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贺龙回答:“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两个人谈话时间不长,当然也谈不上愉快,毛泽东希望出现的“沟通”没有产生,裂痕仍旧。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曾几何时,毛泽东也是把这种罕见的信任赋予刘少奇的,黄花塘事件出来以后,陈毅对毛泽东进行诉求,然而,毛泽东却鼓励他“沉默”或者“学习”,不要急于对某些人作出评价。(事详《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39年6月1日到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关于白区工作的会议,在会上,刘少奇遭到了张闻天等人的批评,毛泽东第一次旗帜鲜明的站在了刘少奇的一边,让大家第一次领教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欣赏。1963年,毛泽东自己亲笔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改为“以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参见《共和国部长的挽歌》,高文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48页)由此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态度,然而,一年以后,毛泽东已经开始组织人准备打倒刘少奇了。对于毛泽东晚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很多高级领导干部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结时还唏嘘不已。
在林彪表示了他对贺龙的基本态度以后,毛泽东自己也在思考这一问题,对于贺龙的看法,毛泽东有一个分水岭,总体上说五九年之前的贺龙是让他十分满意的,贺龙虽说也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可是,他不同于张国焘,也不同于徐向前,他始终如一的紧跟毛泽东,特别是在大跃进、庐山会议期间,贺龙比之某些毛泽东的“嫡系”还要“嫡系”,这也是毛泽东之所以后来把军委的三分之一大权下放给贺龙的原因。可是,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毛泽东看待问题的标准就是一个,那就是是不是突出政治,突出政治说穿了也就是是不是突出毛泽东及其领袖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林彪从不含糊,而且身体力行、主动推进,让毛泽东深为满意,但是,主持军委一线工作的贺龙、罗瑞卿则相对不那么得力,来自林彪的报告中还点出他们两个人的消极态度。
而与毛泽东相对应的中央一些毛泽东多年以来的忠心耿耿的战友们对于文革又是什么态度呢?可以说贺龙的这个说法不是孤立的,不仅贺龙,陈毅、谭震林、李富春、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也是这种态度,特别是谭震林和李富春的态度。谭震林与李富春都是典型的左派,李富春其人和毛泽东的个人关系一直不错,私人渊源很深,李富春在江西工作时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出面保他过关,谭震林也是有名的左派首领,历次过左运动中他都表现积极,然而,就是这样两个人在文革初起以后不是以往的支持、紧跟,至少不是无条件的拥护,相反他们一再表达自己的疑惑、不满,对于文革把国家把党把社会搞的一塌糊涂的现象他们无法和林彪所说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联系到一起,谭震林本人不仅在怀仁堂会议上大拍桌子,而且还在67年2月的十七日写下了著名的一封信,他在信中痛心疾首的说:“党简直被丑化得无以复加了!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而他们有兴趣的就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就非整死你不可。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决不叛国。我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下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也要斗下去,拼下去。”(引自《陈伯达传》,时代文艺出版社)这封被林彪批示为“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谭震林的亲笔信正是谭震林等人当时真实的心理写照,李富春曾经对身边人感叹的说:“我又读了一遍毛主席选集,我发现上面很好话说的非常好,可惜毛主席自己不照着上边所说的去做。”(引自《中共党史人物传》,李富春词条)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乔晓阳在他21岁时作为留学生代表亲耳听到陈毅的愤怒的内部讲话,陈毅自称不希望再作“就这十一个人干净?”中的干净分子,他希望“把我拉出去示众好了”,(引自《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乔晓阳谈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这些激烈的反映作为最高领袖的毛泽东是完全知道的,所以,毛泽东放弃了对这些人的暂时保护,也让这些人领略了“顶牛”的危险,谭震林等“三老四帅”在二月逆流之后遭到无情的清洗,多次请假检讨仍不过关,以后虽说蒙恩上了天安门,却和权力中枢再也无缘,直到林彪死后,他们才被陆续解放出来,不过也是投置于闲散之地。
我之所以喋喋不休的列举了一些其他事例,旨在说明或者澄清一点那就是网上一直以来针对给林彪翻案的某些观点指出毛泽东打倒贺龙是蓄意为之,这是不了解毛泽东在文革前后的政治心路所致,贺龙也好、谭震林等人也罢,他们并不是毛泽东一开始就准备放弃的人,相反毛泽东一度还准备借重他们,否则毛泽东也不会关心的询问贺龙为什么不发言了,毛泽东还希望贺龙能够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那样冲到最前面,可是,贺龙没有做到,而贺龙和林彪的矛盾是十分尖锐的,在选择贺龙还是选择林彪,毛泽东的天平的倾斜是毫无疑问的指向了后者。没有贺龙可以,没有林彪,文革下一步将如何推动呢?这也就是毛泽东的大局观,在这个大局面前,贺龙当然是相形见拙的。
江青在接受维特克采访时,她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如果文革失败了,杀头、充军或者坐牢,我都一个人顶着好了,我是随时都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与其说江青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不如说毛泽东随时做好了牺牲江青的准备。江青在被捕以后一度咆哮公堂的喊道她不过是毛泽东的一条狗而已,既然自承为狗,那么主人就有豢养它的可能,也有抛弃它的自由。
林彪在指责贺龙时曾经说过:“贺龙野心大,主席百年以后,他要造反。”这句话其实是似曾相识的,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就和彭德怀说过:“老总,我们定一个君子协定好不好?我死了以后,你不要造反。”(参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毛泽东尽管说这番话时是半开玩笑的口吻,然而,他对彭德怀的猜忌已经溢于言表。而作为毛泽东以后的“最亲密战友”和一直的“优秀学生”的林彪照本宣科的重复毛泽东的话并且把这种担心用到贺龙的身上,应该不会很简单吧?也应该不会是心血来潮吧?林彪深知毛泽东自从建国以后的最大隐忧所在,所以,林彪的这番指责可谓对症下药。
马利诺夫斯基对贺龙说:“贺龙同志的元帅服很漂亮,这已经不像当年的布棉袄了。”贺龙说:“还是当年的棉衣好,我舍不得它!”马利诺夫斯基说:“我也认为棉衣好,元帅服是浮华虚饰。我们的元帅服被斯大林玷污了,你们的元帅服被毛泽东玷污了。”他还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会把毛泽东搞掉的,只是时间未到。” (对话引自《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毛泽东前半生两度失去指挥红军的权力,在党内曾一蹶不振,而这两次无一例外不是和共产国际的对反对毛泽东的人的扶持有关,毛泽东本人对苏联及其领导人的态度始终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他更是对那些企图挟苏联以自重的行为,哪怕是蛛丝马迹都深恶痛绝,而且,必欲除之而后快。在历史上,高岗、彭德怀两个人的落马都和他们与苏联人的关系不清不楚有关,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5日中央全会上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间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送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算一个。”(引自《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温卫东整理,2000年10月第一版,202页)而两年前,毛泽东在引用中国历史故事说起内部斗争一事时,他对苏联大使尤金是明显的暗示,暗示他对苏联人在背后的举动不令人满意。叶子龙还回忆到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时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我是个受排挤的人,反对我的人利害着呢,有些是非不明呢。”斯大林则打断毛泽东的话说:“胜利分清了是非,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是一般的公理。”(《叶子龙回忆录》,180页)毛泽东的谈话里面显然带有一股子埋怨,而斯大林则是一种漫应和回避。根据叶子龙的回忆,毛泽东在苏联时还有几次提及王明和中共党内的斗争,斯大林的轻描淡写显然不让毛泽东满意,所以,毛泽东在苏联的心情并不是很愉快的,由此还把矛盾转移到了陈伯达身上。
秘密报告的情结在毛泽东内心深处稳稳扎根,庐山会议期间,萧华等人揭发彭德怀同赫鲁晓夫有过谈话,这种完全是诬陷的发言却得到了毛泽东最大的呼应,这不仅反映出毛泽东为了打倒彭德怀不惮于罗织罪名,也折射出毛泽东内心的真正担心所在。以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提倡平反,可是,唯独不敢触及彭德怀的公案,彭德怀的申诉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相反,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别有深意的告诉党内同志凡是有里通外国和秘密反党行动的人都要主动交待问题,争取主动,彭德怀的问题因此升级,中央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就是贺龙。
最让人不解的是,贺龙一案牵连十二个著名的军队专案审查,内中许光达、黄新廷、顿星云、雷英夫、王尚荣、谭友林等人备受折磨,许光达、谭友林、顿星云更是九死一生,廖汉生算是最轻,也是不准睡觉,可是作为“主犯”的贺龙呢?不仅没有组织任何一次有规模的批斗,甚至还拳脚都被忽略了,比起彭德怀、罗瑞卿甚至后来的杨成武,贺龙算是难得的“幸运”了,是不是贺龙比起这些人要官高爵显呢?显然不是,不是连刘少奇、邓小平都要被拉出来批斗吗?刘少奇在批斗过程中屡次被人推搡,连鞋子都被踩掉,一时狼狈不堪,彭德怀在批斗中直接被打断肋骨。黄永胜、吴法宪在彭德怀、萧华、许光达的专案上都曾经杀气腾腾的作出过批示,唯独对贺龙的专案只作了“医疗要服从专案”的指示。叶群对薛明恨之入骨,然而,贺龙死后,叶群给专案组的批示只是说要把薛明弄得远一点,不要乱说乱动。难道是他们良心发现了不成吗?显然也不是。
毛泽东本人当着中央政治局或者中央委员的面前建国以后就做过两次所谓的自我批评,第一次是在七千人大会上,第二次就是在1973年军委会议上谈及关于贺龙、罗瑞卿这件事上,联系到以上的一些事实难道不耐人寻味吗?
现在,我们再来回想一下作为毛泽东的曾经的接班人邓小平同志的那番对毛泽东“整人”的论断就不难得出一个接近当时历史真相的结论来了。
贺龙对于毛泽东的忠心耿耿,毛泽东是深有领会的,可是,毛泽东在文革中需要的贺龙的再度的紧跟换言之也就是忠心,贺龙没有,而且,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贺龙也不具备,相反,贺龙的对手林彪则在文革的最重要的几个回合的较量中成为毛泽东不可或缺的主要助手,在林彪、贺龙的取舍之中,毛泽东选择林彪是一定的,抛弃贺龙也是一定的,但是,毛泽东又不想像对待彭德怀、刘少奇那样对待贺龙,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贺龙自己能在乱云飞渡中去见周恩来,也能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进入暂时的安定地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默许,这是无法想象的。然而,随着林彪等人对贺龙的进一步深入审查,毛泽东决定抛弃贺龙,不保贺龙了,把贺龙交出去,据曹轶欧后来交待,贺龙居住的地方,是不允许造反派去揪斗的,而且也规定专案审查人员不得对贺龙进行“武斗”等激烈方式。也就是说毛泽东交出贺龙仍旧做了一些不同于其他人的保留,虽说这种保留对于贺龙来说已经无补于事。
即使最为优秀的政治家在极度集权的情况下也难免不出现昏庸一时为人所用的情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毛泽东也是如此。他在利用他人的同时也被他人所利用。而在这种相互利用、利益交换的政治游戏中,毛泽东尽管心知肚明,可是为了更大的利益追求,他也只能听之任之进而批准默许。毛泽东晚年曾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政治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平衡的艺术。”在这种思想的驱赶下,贺龙完成了他自己的悲剧结局,而毛泽东自己也为自己的悲剧画上了至为浓重的一笔。
邓小平同志后来在同胡耀邦、胡乔木等人谈及历史问题若干决议时涉及贺龙一事时曾经这么说过:“比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一开始是要整的,毛主席确实想过要保,虽说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可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越整越利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等人背着他干的,造成既成事实,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大悲剧。”(引自《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第三卷,下册,525页)邓小平的这段话可以作为从文革之后反观当初毛泽东所作的决定的一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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