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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的人格缺陷及其人生悲剧-----舟自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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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4-10-29 23:47:44 |阅读模式
一、前言  

彭德怀元帅是国人熟悉和钦佩的伟人。作为军事家,其在内战和抗日中的功勋累累,是世界上第一个打败美军,并使美国第一次在没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签订停战协议的将军;作为政治家,其在人民遭受苦难但万马齐喑的年代,勇于起身为民请命,为此身败名裂,在此后长期的岁月里遭受政治、人格、肉体和精神上的迫害,随着他最后一声悲愤的呐喊,在一间用报纸糊满窗口的小屋里含冤去世。

“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是中国人的传统,这个传统对中国古今史学也影响甚深,所谓“春秋笔法”就是由此而来。何谓尊者、贤者?当下当权者、帝王将相、权威、名人、大师、圣人、神人。何为讳?就是他们的功劳政绩可以大讲特讲甚至夸张到传奇的地步,而他们的缺点、干过的不太体面的甚至是坏事则丝毫不能提、不能讲,否则就犯了大忌,被群起而攻之。在我看来,这终究不是实事求是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

本文谨秉承“史家贵独断”箴言,试图用心理学方法来探讨彭德怀这位尊者、贤者的人格特征,特别是人格缺陷及对其人生的影响。


长使国人泪满襟的彭德怀元帅

二、人格缺陷

从心理学上讲,童年经历是人格形成的重要时期,对人的未来具有重要影响,佛洛依德说过六岁定一生,中国民间也有三岁看到老的说法。

在《彭德怀自述》里,彭德怀这样描写他的童年:

正月初一,邻近富豪家喜炮连天,我家无粒米下锅,带着二弟,第一次去当叫化子。讨到油麻滩陈姓教书先生家,他问我们是否招财童子,我说,是叫化子,我二弟即答是的,给了他半碗饭、一小片肉。

   正月初一算过去了,初二日又怎样办呢!祖母说,“我们四个人都出去。”我立在门限上,我不愿去,讨米受人家欺侮。祖母说,不去怎样办!昨天我要去,你又不同意,今天你又不去,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寒风凛冽,雪花横飘,她,年过70年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柱着棒子,一步一扭的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

直到60年代,身陷囹圄的他还这样说:“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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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少年彭德怀》剧照

然而关于彭德怀的童年,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这就是斯诺的《西行漫记》,是由彭德怀口述,斯诺记录的,大意如下:

彭德怀6岁时丧母,后来父亲续弦。继母憎嫌彭德怀。在私塾里,面对老师的责打时,他没有像一般学生那样平静的接受,而是勇于反抗,用一条板凳将老师打跑。被老师告到当地的法院。继母把彭德怀赶出了家门。父亲只好把他送到他喜欢的一个婶母家中。婶母把他转入新式学堂。他有次问一个老师,应不应该孝敬父母?这位“愤青”类老师回答说,孩子是父母在作乐时诞生到这个世界来的,年幼的彭德怀也很赞成这种看法。回到家中把这所谓“不孝顺父母”的新思想告诉了婶母。第二天,被吓坏了的婶母就不让他去这个新式学堂了。

9岁时,他又不服从虐待他的继母和专横的祖母,他拒绝为嗜好鸦片的祖母点烟泡,并把烟具摔在地上,因此被祖母控以“不孝”而被族人判以沉塘的处罚。可能是乐于见到这个“逆子”消失,彭德怀的继母热烈赞同族里的决定,父亲也没有反对,要不是他的舅舅出面干涉,彭德怀的生命可能就此过早的结束。不过他也从此被赶出了家门。

在他被赶出门的时候,继母不仅不给他任何的生活必需品,连他身上穿的衣服都要抢走,只是在彭德怀证明这是他母亲留给他的情况下才作罢,彭德怀在只有一套避免赤身裸体的衣服的情况下出外谋生,受尽了千辛万苦。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让人大吃一惊的版本,在《西行漫记》版本里,出现了凶恶的继母。前面那个命运凄惨、低声下气去别人家讨饭的祖母,在这里成为吸食鸦片、专横的老人。而且如果说《彭德怀自述》叙说的更多是苦难的话,《西行漫记》更多着墨的是叛逆和反抗。

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或许会引起很多疑惑或争论。这里不多作讨论。其实,在我看来,这两个版本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只是回忆者当时的心理状态不同而已。彭德怀向《西行漫记》作者斯诺口述时,身份是红军的最高军事领导人之一,不说是春风得意,也算踌躇满志之时,在心理上幼时痛苦记忆已被自我实现的满足感代替,他的回忆更多是作为革命者的叛逆和反抗。但在书写《彭德怀自述》时,他已是身败名裂、众叛亲离。当时的心理状态唤起他的更多是痛苦的回忆和潜意识里对亲情的渴望(自述里祖母前后形象的变化和继母的消失)。而且在党内他已被认定是有反骨的魏延,再写叛逆和反抗的经历只是授人口实,徒增罪状而已。

童年的记忆对彭德怀是刻骨铭心的,童年的经验,已形成了彭德怀的一些人格特征:强烈的自尊、性格刚强、正直、不爱说违心话、爱憎分明、同情弱小、对社会不公正的及其憎恶。从道德层面上讲这些是正面的。

但人性之所以复杂,正在于它的矛盾性,表现为正面和负面性格往往是相辅相成、共生共存的,例如聪明者往往懒惰轻浮,愚钝者往往勤奋稳重。彭德怀负面性格也不例外。而且从心理学上讲,男性小时有受过虐待、缺乏家庭关爱经历的,往往是其人格缺陷形成的重要原因。彭德怀的人格缺陷表现为:脾气暴躁、桀骜不驯、粗鲁、争强好胜、不容异见、心胸狭隘、对人苛刻、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我们也可以用对比的方法加以探讨。毛泽东是对彭德怀一生命运影响最大的人物。其人格特征与彭德怀有相似之处:自尊心强,有强烈的反叛精神。但是相似之中又有不同。彭德怀和和毛泽东都和斯洛谈到过自己的童年,当彭德怀对童年往事不堪回首的时候,毛泽东则津津乐道的是他少时反抗专制父亲的喜悦。

专制的父亲养出的儿子要么懦弱无能,要么不满反抗,直至以后讽刺性地也成为专制的人,毛泽东无疑是后一种。毛泽东曾回忆说:“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这使我大发其火……我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便跳下去。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结果是父子互相妥协,结束了对抗。

有趣的是,毛泽东也曾在在私塾和老师发生过冲突,不过与彭德怀不同的是,毛泽东采取的是离家出走,三日才回。儿子的出走会唤起父母的爱怜,学生的出走会造成老师的责任,其结果是“父亲比较能体谅我了,而塾师也较前来得温和”。

公开反抗能导致对方的妥协或客气。其成功的快感所带来的巨大强化作用,往往促成了个体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反抗斗争。这是毛泽东“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生哲学形成的根源。

少年彭德怀的反抗往往是失败的。他的反抗更多是出于个性,不计后果,并且不知道妥协。而少年毛泽东的反抗更多是出于对自我利益的争取,读书更多的他更能自觉不自觉运用计谋,懂得妥协。这也决定了未来两人政治谋略的高下。

母爱对男性的人格形成也有决定性的影响,毛泽东虽然有个专制的父亲,但是有个温柔善良的慈母,母爱使他终身难忘。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小时候常依偎在母亲怀中听妈妈讲一些东方的神话和宗教故事,这使他敏感而富于幻想。毛泽东也是如此。因而毛泽东个性中有着感情丰富、充满诗情的一面。

而彭德怀幼年丧母,继母的虐待和祖母的专横,在彭德怀人格特征形成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情商不足,其形成的人格缺陷具体表现为不言苟笑,性格暴躁,孤僻,不善于与人交流。与其类似的是著名影星、扮演过007的康纳利。康纳利童年生活缺乏母爱,他曾说:“我妈妈从来没吻过我,她自始至终都只用严厉的目光注视我,在每个孩子都渴望温暖的年龄,她甚至没用双臂搂过我。”长大后的康纳利也是性格暴躁,有点孤僻,与邻居、儿子的关系都很紧张。

我们从行为心理学上也可分析彭德怀人格特征。对此,朱德的女儿朱敏有段生动的回忆:

性格不同,两人下棋的作派风格迥异。同样是吃子,朱德吃子是先用自己的棋子将对方的棋子扫开,然后把对方的棋子拣出棋盘,排成一溜,像展示战利品一样,如大河漫滩,不愠不火。而彭德怀则不同,他吃子的模样同他的脾气一样吓人,“砰”,把自己的棋子砸在对方棋子上面,然后从下面把棋子弹出来,把“俘虏”的棋子扔在一边,似提刀四顾,舍我其谁。

朱敏没有说明棋局最后的胜负结果,但单从朱德和彭德怀的棋品来看,一个有专业棋手风范,一个更像我们在街头巷尾常见的棋手模样。这让我不由想起柯云路的一篇小说,里面有段描写官场人物弹烟灰的动作,很是传神:小官是用食指或中指往烟灰缸里重重一弹,也不管烟灰是否弹到烟缸里;大点的官是用食指把烟头往烟缸里轻轻一点,烟灰尽量不洒到烟缸以外;而高官则是把烟头靠着烟缸边缘慢慢地、慢慢地移动,直至香烟上烟灰抹完。

城府、修养、隐忍是生存官场必备的素质,而这些彭德怀具备的很少。夺取天下身居高位后还保留常人之情,为特殊体制下政治人物的大忌。这一段彭德怀和朱德怀迥异的下棋风格描写,也寓示着两人迥异的人生结局。

关于彭德怀的人格特征,他的同事甚至敌人都有描述:

黄克诚:“(彭德怀)性格刚强,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所以不易和领导及周围同志搞好关系。”

李德:“在军团总指挥中,最有特色的是彭德怀。他自从1928年带着他的部队参加红军以来,一直支持毛,把毛看作是革命军队的当然领导人。但这并不是说,事事他都同意。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样都很积极,只要他认为必须批评的,就总是直言不讳。他爽直,严厉,既反对损失耗大的阵地战,也反对分散的游击行动。”

吴法宪:“当时我对彭德怀的印象是不太好的……时间一长,慢慢的我的看法就有了一些改变。我认为,彭德怀秉性刚直,炮筒子脾气,好训人、骂人,有话就说,憋不住。但真正办起事情来,对部下还是很关心的。”

七大时彭德怀为百团大战作完检讨,毛泽东私下说对李锐说:“他承任错误的态度十分勉强!也难说他是心悦诚服的…… 此人刚愎自用、目空一切。”

著名网络作家萨苏最近搜集到的日本情报机关对彭德怀的评价:“他是以善战著称的名将,但是看起来却很象是一个普通农民。他经常随意地走到士兵中间去,和他们谈日常生活的话题,拍他们的肩膀,恰似士兵们的一个老叔父。士兵们和他在一起,没有恭敬的感觉,也没有畏惧的感觉,相互之间所有的,是一种类似家族之中的亲密感情。”(很少有关于彭德怀和普通人关系的详细描述,这段珍贵史料正好反映彭德怀傲上而怜下的矛盾性格。)

以上探讨了彭德怀的人格特征,特别是人格缺陷,其中有其天生的个性原因,但主要还是后天人生经历所致。但是,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古今中外的伟人中,有人格缺陷的比比皆是。人格缺陷并未影响彭德怀的军事才华,相反,其人格中具有古今中外杰出军人都具有的勇猛顽强、坚韧不拔的特征,这使他能成为一个卓越的军事指挥家。现有歌颂彭德怀的文章已经很多,用文章开头的话来说,功劳政绩已大讲特讲甚至到传奇的地步,这不是本文的重点。个性决定人生,或者说性格决定命运。以下仅探讨彭德怀的人格缺陷对其悲剧人生的影响。

三、四面树敌


文革过后,随着彭德怀元帅的平反,人民一方面赞扬彭德怀敢说真话、为民请命的的勇气,另一方面对彭德怀的悲剧结局给予极大的同情。本来,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政治体制下,彭德怀个人的悲剧结局从他给毛泽东上万言书时开始,就几乎已被注定。但是本文探讨的绝不仅是结果本身,彭德怀人生悲剧包含更多的含义:



1、彭德怀是因为“大跃进”、“浮夸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害才上万言书的。这些的危害其实党内大多数领导人心里是清楚的,万言书的内容很多领导人都有同感,但是偏偏彭德怀的动机从开始就被认定不是为民请命,而是在造反。


2、建国以后,毛泽东的态度能决定中国每个人的生死。毛整过很多人,但是对比毛泽东整倒只在党政中有影响的刘少奇、与彭德怀一样手握军权的林彪大费周章比,毛整倒彭德怀简直不费吹灰之力。而且绝大部分领导对彭德怀有墙倒众人推之势,落井下石有之,大声附和有之,见死不救有之,真正同情的人极少。


3、邓小平说过:“谁不听他(毛泽东)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彭德怀被打倒后,以后的事实证明了彭德怀的正确,甚至连毛都主动向彭德怀说,真理可能在他那边。但事实越是证明彭德怀的正确,对他的批判就越要上纲,直至把他搞到万劫不复。


4、彭德怀因为犯颜直谏而在身后获得巨大荣誉,留下光辉形象。但是在当时,他的建议对错误政策不仅没有带来当时的改变,相反错误更加变本加厉。以致彭德怀的光辉更多仅属于他本人,对当时的党和国家并无实质的建设性贡献,而使得他的个人悲剧成为党和国家的悲剧。


以上所述的几点其实也有很多文章探讨过,并有各种各样的结论。但除开大环境,彭德怀的人格特征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这是接下来本节要讨论的内容。


从平江起义直到庐山会议,彭德怀从中共高级将领、军事上第二号人物,直到负责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彭德怀一直未远离中共军事核心。彭德怀的领导作风我们没有亲见,倒是电视剧《亮剑》从侧面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观察机会。


谁都知道剧中的总部首长就是时任八路军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在剧中彭德怀不是主角,也没“实名制”,所以对他的描写没有那么顾及“主旋律”。由于他每次基本是在李云龙这个惹祸精捅篓子时才出现,所以暴跳如雷是剧中经常出现的画面。


无论是左权(没牺牲将来至少是大将)、未来同列元帅的刘伯承都是军事素养极高之人,刘伯承更被称为是当代孙武。而且刘伯承在红军时期职务与彭德怀不相上下,在军中的威望甚高。但在剧中他们在彭德怀跟前不说是唯唯诺诺,至少也是高压下的小心翼翼。


而李云龙的上司是极富传奇色彩的陈赓。陈赓天性幽默,谁的玩笑都敢开,他敢在毛泽东开大会讲话时大摇大摆走上主席台毫不客气喝掉毛泽东杯里的水,然后施施然走回座位,但是在彭面前就像老鼠碰到猫。陈赓大将在国民党内最怕廖仲恺,在共产党内最怕彭德怀,这是党内众所周知的趣闻。但连陈赓这样职位、这样性格的人在彭德怀面前都如此,其他人对彭德怀的敬而远之就可想而知了。


剧中李云龙击败山崎大队一役,就是历史上的关家垴战役。不过剧中没有描述的是,其实在战役初期出现重大伤亡后,左权、刘伯承包括邓小平都是反对继续打下去的。极少发火的刘伯承甚至和彭德怀发生了争吵。但彭德怀不听,甚至以不取胜就撤销129师番号、杀头不论大小来威胁。气得刘伯承眼泪都出来了,但也只好硬着头皮打下去。此役虽然最终取得胜利,并结束了日军一个大队在没保护的情况下就敢深入到华北根据地招摇过市的历史,但是部队伤亡惨重。许多连队打到了只剩不足三分之一,红军时期的连、排战斗骨干也损失过半。


彭德怀在此役的对错很难评价。本来,古今为将者带兵都讲究纪律严明、令行禁止、赏罚分明。但人之处世,待人接物,在于个度;领导作风,在于分寸。否则过头就会变成说一不二、专横跋扈、对人苛刻了。


百团大战


中共的武装力量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中共虽然一直保持着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在中国传统思想大背景下,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山头,各个山头的性质虽然绝不像国民党内部那样军阀林立,但也有在资历和渊源前提下的各自默认的势力范围。中共军队中大的山头基本上是红军时期的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后留守南方的部队和陕北红军,抗战中的八路军的三个师和新四军,解放战争中的四个野战军。彭德怀由于具体职务的变化,在历史上基本上与各个山头的领导人都共过事。在这个过程中,其军事才华使他赢得了很大声望,但除少数山头外,彭德怀与其它山头基本上都结下了怨。这些历史恩怨的形成虽然很复杂,程度有深有浅,但彭人格上的缺陷是主要原因之一,这给他将来的人生悲剧带来重大影响。


彭德怀本来与林彪都同属红一方面军的这个大的山头,红军时期曾分别任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军团长,两军团在作战中合作很多。彭德怀和林彪并无直接矛盾,倒是在此期间彭和林彪的两员爱将罗瑞卿、刘亚楼结下矛盾。


在长征后期,毛泽东派罗瑞卿、刘亚楼到彭的红三军团二纵担任领导职务。由于林彪红一军团在军政训练、纪律作风等正规化方面一直强于红三军团,两人不免将以前的管理方式带入二纵,这引起了二纵官兵的不满。彭德怀得知后认为这是对自己地位的挑战,产生猜忌。加上有人反映罗瑞卿在长征途中枪杀过一些红三军团实在走不动、有可能落入国民党的战士。这使得彭德怀借机痛骂了罗瑞卿一顿,还告倒毛泽东那里。从此彭与罗、刘两人结怨。


彭德怀长期与罗瑞卿不和是众所周知的。罗瑞卿抗战中任八路军总部政治部主任,“皖南事变”后,彭德怀认为中共会和国民党反目,于是让罗联名发电报让部队有所准备,遭到毛的批评。罗瑞卿回延安后,才知彭德怀以不知情为由把责任推给了自己,再加上罗又得知百团大战事先并未得到中央和毛的同意(现有资料证明毛其实是知道的),于是在华北工作座谈会上中罗瑞卿是批彭德怀最积极的人之一。两人结怨更深。


解放后,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抓住空军内部丢失了一个笔记本,多次指责批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连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也一起骂了,甚至将状一直告到毛泽东处。最后搞得刘亚楼为此修养一年。刘亚楼、罗瑞卿与林彪关系相当好,彭与两人的结怨直接牵扯到两个山头的矛盾。庐山会议时除了林彪受毛的委托出面批判彭德怀外,在军界批彭最卖力的就是罗瑞卿和贺龙。


彭德怀和贺龙山头的矛盾,人们所知不多,不过确实存在。1937年彭德怀等奉中央指示到红二方面军,严厉批评了二方面军的所谓“军阀主义”和“游击主义”。彭的有些话引起了王震等二方面军将士的不满,而且主要矛头指向了贺龙。虽然最后不了了之,彭也只是奉命行事,但贺龙后来提及此事,仍余怒未息:“你们要赶我走?办不到!毛主席让我走,我就走!”从此种下了贺彭不和的苗头。


1937年,因为贺龙在抗战中坚持独立自主,甘泗淇等人担心会影响王明强调的统一战线,于是去华北局请示完之后,写信向中共中央反映,要求将贺龙调离120师,送贺龙去延安学习,并且说贺龙政治上靠不住。由于当时华北局由彭德怀主导,这件事情不可避免牵扯到他,而且当时彭也是赞同统一战线的。所以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对这事的评价是:“过去彭德怀对贺龙也是不信任.....彭不从大处看,只几个自己信任的人靠得住。”所谓去延安学习就是要解除军权。对此事,贺龙也是相当的愤怒。


自1935年9月彭德怀任陕甘支队司令员后,就基本没有再直接指挥部队,接着成为党内第二号军事人物。原来的红三军团先后被改编为红一军团四师、八路军115师686团。解放战争开始后,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彭德怀向毛泽东毛遂自荐,担任了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兵团即后来的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但是人马却基本上都是贺龙的部队,等于说当彭大将军领着贺龙的旧部“横刀立马”时,贺龙却在给彭做后勤部长。贺龙虽然没公开表示反对,但心中滋味也可想而知。


贺龙是帮会和军阀出身,这几次的事情都与他最敏感的山头领导权有关,而且贺龙和彭德怀脾气一样火爆,为人做派也完全不同,属于不可能做朋友的一类。两人虽然没有过面对面的冲突,但是心中的芥蒂是肯定有的。


罗瑞卿和贺龙在庐山会议上大批彭德怀,后来官方资料很少提及,即使有人提出,都被辩护为是出于毛泽东的忠诚。但忠诚毛泽东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在军界就这两人最卖力气,而且两人还是倒彭后事实上的获利者,两人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个人因素是解释不过去的。这个后面再谈。


朝鲜战争后,彭德怀军事生涯和个人威望达到了顶峰。此时朱德已退出核心,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政务繁忙,由担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也成为理所当然。作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负责人,除了要应对外部的军事威胁,军队各军种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还要处理和平衡军内各个山头大批开国功臣之间的关系。坦率地说,虽然彭德怀战功卓著,但是他在某些能力上特别是人格上的缺陷是不适合负责军队全面工作的。


在政治学上有个“职位放大器”理论,就是人的职位提升后,它既可以把人的优点加以放大,也可以把缺点、弱点加以放大。原来一直担任副职的彭德怀负责全面工作后,其某些能力上、人格上的缺陷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就更被放大、暴露。他在主持军委工作期间对刘伯承元帅等人所谓“教条主义”的批判和对粟裕大将的处理就是明显的例子。


人生顶峰

1950年7月,刘伯承开始创办南京军事学院,一心打造一所“东方的伏龙芝、西方的西点军校”。这在电视剧《亮剑》中也有较为详细的描写。在当时全国各行各业出现“一边倒”学习苏联的高潮下,南京军事学院也不例外。1957年开始,中国又出现排斥苏联的“一边倒”,把照搬苏联一套的情况统统斥之为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开始后,就有类似李云龙一样的刺头学员便写信告到国防部、中央军委。有的信点了刘伯承的名,说他用“修正主义”的一套摧残战功卓著的年轻将领。


南京军事学院的情况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重视,彭德怀在取得了毛的意后,于1957年2月亲自率领包括2名大将、3名上将在内的12人工作组,进驻学院调研。随后,彭德怀在所作报告上对军事学院教学的评价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这一报告在讨论时,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不同意报告内容,但是却起到相反的作用。彭德怀武断地下了结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南京军事学院,司令部就在训练总监部。”刘伯承只得主动揽过,后致信彭德怀和毛泽东,辞去了南京军事学院的职务。


1958年5月22日,在北京召开了为期两个星期的军委扩大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反教条主义,会议点了刘伯承、萧克、粟裕等人的名字。彭德怀在会上作了中心讲话,提出反教条主义“是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给“教条主义者”扣上了“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毛泽东到会后,更是翻刘伯承的历史旧账,上纲上线。


毛泽东、彭德怀的讲话,无疑使会议进一步升温。为了大局,也为了他人少受牵连,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只好赶回北京作出违心的检讨,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展。考虑到他的身体,本来毛泽东和邓小平只让刘伯承只写个书面检讨,但彭德怀坚持要公开检讨。7月10日,66岁的刘伯承拖着病体由人搀扶着走上怀仁堂讲台。他在检讨中把所谓的“另一条军事路线”的罪责一肩扛了下来,把自己钉在了“教条主义”的铁板上。整个过程中,刘伯承语调低沉,中途多次哽咽着几不成句。


谁知,这场反教条主义的斗争逐步走向高潮。除了刘伯承和南京军事学院,还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被打成了“反党分子”。


发生在1958年的这场颇有声势的“反教条主义”斗争,最终以刘伯承泪洒怀仁堂和以他为头面人物,包括萧克、李达、郭天民、李钟奇等一批著名将领被撤职、降职、淡出军界而降下帷幕。


在这场对刘伯承元帅等人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中,真正决策者其实是毛泽东,彭德怀虽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要动刘伯承元帅这一级的干部,没有毛泽东的首肯是不可能的。但是彭德怀从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他人不会也不敢责怪毛泽东,但会把帐记在彭德怀身上。


以刘伯承的性格和为人,在历史上彭德怀和他并无私人恩怨,只是在共事过程对打仗方法有过争执,本节开头的关家垴战役,以及以后的百团大战都是如此。好胜的彭德怀军事生涯中最惨痛的记忆是第五次反围剿,最痛恨是李德军事教条主义“崽卖爷田心不痛”的瞎指挥。历史经验使得像他这样本土出身、有赫赫战功的的将领对国外的那套有着很深的偏见,朝鲜战争虽然暴露了中国军队在现代战争中的不足,但胜利更是加深了这种感觉。加上当时军队学习苏联正规化的过程中出现一些生搬硬套的现象,所以彭德怀反对“教条主义”是很自然的。


如果说对刘伯承元帅是出于偏见的话,彭德怀对粟裕大将的处理就更多是出于个人因素了。


粟裕当时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彭德怀与他在历史上并无渊源。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后,当即提名调自己的老部下、已退出现役任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张宗逊担任副总参谋长,而且更多依靠黄克诚来开展军委和总参的日常工作。1954年彭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即提名黄克诚任国防部副部长,同时正式任命黄为军委秘书长,实际具体负责主持军委和总参的日常工作。看的出彭德怀并不信任粟裕,更多相信自己山头的人。


一方面彭德怀信不过粟裕,另一方面粟裕虽然是个军事天才,但也是个倔强、不大会处理人际关系的人,加上建国初期,军队管理体制还不健全,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责权划分也不明确。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在两人之间引起种种矛盾。鉴于这种情况,粟裕要求明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以便今后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中央军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见,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介条例。这件事引起彭德怀的反感,总参一连五易其稿,均未能获得通过。


  1957年11月,粟裕作为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的成员访苏,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的角度,请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尽管粟裕并没有向苏方说明中方内部存在的意见分歧,这件事更加引起彭德怀的不满,怀疑粟裕是“告洋状”,想借苏联人来压他接受分清国防部和总参工作职责的条例。粟裕在文革后给中央的申诉书中写道:“在总参工作期间,彭德怀同志对我专横跋扈、训斥谩骂,使我实在难以忍受。”

   在上文提到的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令粟裕深感意外的是,彭德怀在大会上组织了对粟裕的批判,最后会议给粟裕的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主要根据是:一是说粟裕“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二是说粟裕“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三是说粟裕“告洋状”。这些罪名特别是“告洋状”使对此十分敏感的毛泽东对粟裕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这和刘伯承学苏联引起毛泽东不满一样。会后不久,粟裕被解除职务,由黄克诚接替。

   粟裕被整,明眼人都能看出完全是由于彭德怀个人因素所致,吴法宪后来说:“当时的参谋总长粟裕,也是我们军队中一位非常有名的战将,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林彪这个人自视很高,但他却非常看重粟裕,很重视粟裕的意见和建议。然而彭德怀不光一下子把粟裕撤掉了,还给他带上好几顶“大帽子'。”这应该代表当时军内很多人的看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年以后,同样因为那次访苏,彭德怀也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粟裕也出席了庐山会议。刘少奇和一些老战友要他把1958年的事提一提,有人还表示“你不便说,由我们来说。”粟裕回答:“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证明自己。”由此可见粟裕的人品。

   值得一提的是,粟裕的罪名一直到他1984去世都没有平反,其间包括叶剑英、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过问都没得到解决。1994年12月25日,中央借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联名发表了由军委主席江泽民批发的题为《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算是了结了这一长达36年的历史公案。但对比当初比粟裕所谓罪名大得多的人都早已平反,其中的原因,只能用不擅于人际关系的粟裕以前还得罪了某些后来还在当权的人来解释,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通过以上所述,如果我们细数一下,彭德怀和几乎所有大的山头都有结过怨,而且很多都属于不可调解的。虽然有其它一些原因,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很多是因为彭德怀脾气粗暴、专横跋扈、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等人格缺陷所致,没有这些,至少很多矛盾是不会加大的。这些在他以前的后果还不明显,但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后,这些缺陷被这个“职位放大器”放大,引起的负面后果不由得引起其它各个山头的不满甚至恐惧。使得他其他人有了只要彭在台上就不能出头的想法。刘伯承在怀仁堂检讨完后,台下爆发出的经久不息掌声就是一个信号。

   文革后,随着毛的神话被打破,对彭德怀的造神又开始了,对这位尊者贤者的缺点、干过的不太体面的事都有所讳言,但如果不客观的指出,就很难让我们理解彭德怀人生悲剧的更多含义。

   在打倒手握军权的彭德怀后,毛泽东以后陆续打倒了刘少奇和林彪。但为了打倒后两者毛是大费周章,虽然有人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目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是夸大其词,但也确实是目的之一,打倒林彪也是精心部署,都基本上是先在高层透露不满,撤换或打击对方的党羽,大造舆论,再巡视各路诸侯打招呼并取得支持,然后最后摊牌。总之,首先是要在舆论上先使对手成为全民公敌,再削弱对方的力量,使对手无还手之力。相比之下,打到彭德怀只是通过一个月左右的会议,简直不费吹灰之力。虽然彭在党政军里的实力不如后两者,但也是位高权重,而精通政治的毛泽东是清楚知道彭在军队里为人和矛盾的,他考虑的更多不是怎样打倒,而是打倒到什么程度,以使其他潜在的“中国赫鲁晓夫”不敢再挑战他的权威。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个人的结局虽然从开始就几乎被注定,但除了毛泽东,由于他以前的所作所为和给人的印象,使得包括“少主”刘少奇和很多老帅在内的都认定他有异心,叶剑英就含着泪对彭德怀说:“主席健在,你就这样。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这句话的分量是相当重的。开始批判彭德怀的时候,军内很多人还摄于他的地位和威严,还以为这次和1945年华北工作座谈会上时一样,经过40多天的批判后彭德怀马上又遭重用,那次使当时很多人说“没想到彭德怀又起来了”。而且开始还有彭的老部下和同情者帮他说话。当很多人看出这次是大局已定时,接着就是墙倒众人推了

四、 身败名裂

自古以来,开国之君和开国功臣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历史上大多数开国功臣的悲惨下场,是人们谈论很多的话题。包括很多开国功臣自己,几乎都以鸟尽弓藏来作为结论。鸟尽弓藏这一成语最早出自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然后又出现在《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不同的是前者是范蠡对另一功臣文种的忠告,后者是韩信临死之前的醒悟。

   现在很多人也同样以鸟尽弓藏来解释彭德怀元帅的悲惨结局。不过,在我看来这未免太过简单。因为在很多方面,毛泽东不同于以往的开国之君,彭德怀也不同于以往的开国功臣。不同的原因来自中共革命和中国以往的农民起义有着很大区别。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农民们在活不下去后的揭竿而起,无论打着什么口号,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改朝换代。而源自共产主义理论的中共革命,具有更严密的理论和更崇高的理想,具有更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中共的精英分子都是出于纯粹的共产主义信仰加入的,虽然中共内部也有很多人怀着和以往农民起义者同样的动机,但中共独有的思想教育使得这些加入者有着比农民起义者更高的革命素质,所以其组织有较强的严密性,成员有较强的党性和纪律性。即使以后的革命结果和加入者当初的理想有很大的差异,但其中的很多人终生对这个信仰是坚信不疑的,彭德怀就是其中之一。

在革命战争时期,有人格缺陷的彭德怀之所以一直未远离中共军事核心,固然是因为无论谁当权,都需要他的军事才能。更重要的是他对毛泽东的忠诚。彭德怀长期是毛领导地位忠实的维护者和军事战略得力的执行者。但是要指出的是,这个忠诚虽然有少数中国传统忠君思想的成分,但他对毛泽东的忠诚很大程度上不属于愚忠一类,更多是基于共产党人所必须遵守的组织原则和对真理的坚持,只是真理更多时候站在毛的一边而已。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彭德怀对那些自以为是的人郑重地说:“我敢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只有毛泽东一人。”然而,正是由于他不是愚忠,所以很多时候彭德怀会和毛泽东发生争执,甚至骂娘。这也是彭德怀与历史上其他开国功臣根本区别。

  彭德怀与一般中共高级将领不同,他所关心的问题远远超出军事范围,还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妇女等广泛领域,有着政治家的眼光。例如,彭德怀提出,抗战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动向是“民主自由”,“和平建国”,谁能满足这一愿望,谁将取得最后胜利。彭德怀认为中共应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反对封建迷信,灌输科学精神。这些在今天我们看来都有点诧异的观念,说明彭德怀是个有独立思想的政治家。  
   很多人评价彭德怀和邓发、项英三人是党内最为艰苦朴素,有清教徒气质的领导人,即使党内有人责难他的艰苦朴素是“禁欲主义观念”。解放后,党内很多领导干部一进城就迫不及待地过上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而且还适应的很快。彭德怀的不同在于,当一些农民出生的官员已经忘记了原初的农民情感时,他仍然记忆着童年苦难,还保持着对社会不公正的极其憎恶。

和农民在一起
   1949年4、5月间,彭从西北到北京,发现干部的办公室里一般都摆着沙发,铺着地毯,还有茶几、花盆、盆景、鱼缸等等,就对周恩来说:“前方干部的生活情况与工作条件还极其艰苦,我想说的不只是他们可能看不惯这里的这些情况,而主要的是恐怕进了城的同志会忘记乡下和边远地区的劳动人民,同他们的感情淡薄起来。我察觉到你们住在城里的人对农村开始有点生疏,可是时间如此短暂,就出现了这种苗头,日子长了,会怎么样呢?”尽管彭德怀在主持军委工作后,人格缺陷引发的后果比以前还要严重,但他当初参加革命时的信仰却一直没有改变,他坚信革命就是为了劳动人民,对革命者的享受看不惯。

  所以在彭德怀亲眼目睹到“大跃进”、“浮夸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时,作为有独立思维、坚持信仰的政治家,犯言直谏就成为彭德怀理所应当的选择,虽然最后结局是他开始所没想到的,但最终还是被动地成为他信仰的殉道者。

万言书
   在谈论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前,我们有必要说明毛泽东和以往中国统治者的区别。如今说毛泽东是伟大领袖者有之,说他是千古一帝者有之,或许要等到未来才能对他有更为公正的评价。但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也难免逃脱中国历史的怪圈,那就是中国历史上以反对专制为目的革命者,往往要通过专制的手段来推翻专制,而后自己也成为一个专制者。毛泽东同样如此。革命时期,他的远见卓识在遭到书生造反性质的中共创始者、以钦差大臣自居的留苏派以及党内的竞争者打击后,他一步步运用他高超的政治谋略突出重围,把中共革命的领导权牢牢的抓在手中,最后取得胜利。

   建国后,在中国百废待兴时,毛泽东的眼光却早已放到世界。国内革命的成功,以及对苏联长期笼罩在中共和他个人身上的阴影的不满,已激起他在斯大林去世后争做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共主的雄心。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成吉思汗,他们的功业在毛泽东的豪情万丈里已不在话下,他要完成他个人至今我们也不能完全明白的丰功伟业。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结合中国历史上的教训,对权力异常敏感的毛泽东绝不能容忍生前大权旁落,死后落得和斯大林一样的下场。所以“中国赫鲁晓夫”的梦魇一直伴随着毛的后半生。为此,他不惜一次次发起大大小小的运动,以铲除党内他所认为的对他权力和威望有威胁的对手。

  不明白以上这些,我们就不能理解建国后毛泽东在内政和外交的很多所作所为。
彭德怀与毛泽东
  早在1945年延安召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已通过延安整风把以前党内对手全部清算的毛泽东,为了树立自己在军内的绝对权威,授意康生等人对彭德怀进行了为期43天的批斗。彭德怀参加革命以来的历史和百团大战等功绩,几乎被全盘否定,人格也受到了污辱。他的艰苦朴素被指责为“虚伪”。他的原名“彭得华”,也被说成“得中华”,即意欲与毛泽东一争高低。事实上所有对彭德怀的批斗,就是因为毛泽东不能忍受在军队内有彭德怀这样一个具有独立思想且声望卓著的统帅人物。

  这次的批斗,最后虽然以彭德怀的违心检查收尾,但毛泽东清楚的知道彭德怀是口服心不服的。如果说当初他放过了彭德怀,是因为在即将开始的内战中还需要彭德怀,但是在庐山会议上他就没有任何顾忌了。

  彭德怀的悲剧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悲剧之一,以致后来很多人善良地假设如果怎样怎样这个悲剧就可避免,例如薄一波后来说:“人们或许可以这样想,假如毛主席当时接受彭德怀同志信中的意见,或者对彭德怀同志的信‘参考’、‘参考’就算了;假如彭德怀同志不写这封信,不犯颜直谏,而是缄默不语,情况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很可能不会这样曲折,彭德怀本人的命运也自会安然无恙。”

  其实这样的假设没有任何意义。此时的毛泽东已听不得任何反对意见,而且刘少奇、贺龙、林彪包括罗瑞卿庐山上都是顺着毛的,他们的命运又如何呢?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彭德怀没上万言书,以毛一直对他的猜忌,他后来的悲剧结局也已被注定,只是时间上提前而已。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悲剧结局的提前,除了彭德怀所上的万言书,还有彭德怀人格缺陷上的原因。

  伏尔泰说过:“造就政治家的,决不是超凡出众的洞察力,而是他们的性格”。一个政治建议的成功,除了其正确性,表达的方式方法和政治同盟的争取都是关键。但彭德怀的桀骜不驯、与各个山头历史上的矛盾,使得这些都失去可能性。

1959年,当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万言书时,毛泽东挑剔彭德怀的不完全是里面的内容,而是出来的时间。毛泽东自认为他从1958年11月开始纠“左”以来,全国的经济工作已经逐步走上了正轨,此时彭德怀上书,明显动机不纯。而彭德怀认为万言书本来只是写给毛泽东个人的,而且他的建议没有错,毛却不打招呼公开让大会讨论,这使他心里十分不满。

  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还没真正意识到,彭德怀虽然还是以前的彭德怀,此时毛还没有像文革时那么受到狂热的崇拜,但毛泽东已不是以前他可以骂娘的毛泽东了。以下是庐山会议上的几段描写:

  7月27日的大会上,毛泽东:“……我晓得你彭德怀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汉阳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见为什么不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不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是没有了机会,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战书。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了?”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彭德怀就“嚯”地站起来,说:“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

“哦,你要操娘?”毛泽东的声音反而小了,保持着一种固有的镇静。他把手里的大半截香烟用力戳灭在烟灰缸里,将嘴唇抿得很紧,在场众人的心黯然沉下去……

7月30日,毛泽东让聂荣臻、叶剑英去做彭德怀的工作,让他认错。就是在这次,叶剑英含泪说了“主席健在,你就这样。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老战友们对他的疑惧可见一斑。

  7月31日,本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散会后,因为彭德怀坐在最后一排,最先离开会场。毛泽东和其他人走出门口时,彭德怀就已经走远了。开会的礼堂是在山坡上。毛泽东下坡时,他在前面走,后面跟了一些中共高层人物。就在这时,彭德怀又忽然回头朝山坡上走来,估计是拉下什么了,回来取,和毛泽东走了个对面。毛泽东停下来,挺和气地和彭德怀打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彭德怀的脸孔一下子涨红了,一边走一边把手一甩,说:“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毛泽东望着走去的彭德怀,态度仍然很客气:“没关系嘛,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嘛!”彭德怀还是那句话:“没什么好谈的!”甩手而去。

  毛泽东身边围着的是一些中共党政军的最高层人物。或许当时彭德怀觉得心里委屈,认为毛泽东此举不过是故作姿态,但不得不说,他的举动激起了众怒。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向毛泽东表示忠诚的机会,也是打到彭德怀最好时机。

  据毛泽东贴身侍卫李银桥回忆:七月三十一日会议结束后:“……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

  如果说因为当时局势,或许还出于感情考虑,毛泽东还暂时还不想动彭德怀的话,彭德怀的公开对抗和中共高层多数人的态度,使得毛泽东最终下定解决彭德怀的决心。而只要毛泽东下决心要得罪那个人,就会得罪到底。于是毛泽东决定接着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实际上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两个会议的合称),彻底把彭德怀打到。随着毛泽东的态度逐渐明朗,墙倒众人推的戏码就开始了。

庐山会议
  刘少奇和当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是当时毛泽东退居二线时,在一线负责党政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在这个过程中刘少奇不是没有发现到这些政策的危害,但在此时, 作为内定的接班人如果不表示比别人更忠诚,是说不过去的,用他的夫人王光美的话来说:“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少奇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所以他是党政系统中批彭德怀最积极的,在庐山会议上他拍过桌子、要和彭“算总帐”。

  但刘少奇还有个没挑明的动机,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给他挑明了:“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对付你,很多同志对此有顾虑。”这句话很明显,威望和在军中的影响力都不如毛泽东的刘少奇,继任后彭德怀只会更不把他放在眼里。汉景帝要扳倒曾拯救过西汉王朝的功臣周亚夫,理由只有一个:“此怏怏者(怏怏:形容不满意的神情),非少主臣也!”在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眼里,彭德怀就是那个怏怏者。

   在庐山会议上最后被打倒的除了彭德怀以外,其它的还有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田家英、周惠,邓华、洪学智等。但是在军队里,除了与他渊源很深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田家英、周惠这些都是非军界出身的,支持他都只是出于良知。甚至一向耿直的黄克诚也是如此,按周恩来的说法是自投罗网。而且周小舟、李锐、田家英都先后做过毛泽东的秘书,包括周惠,算起来都是毛的人。至于军队里的邓华、洪学智等被打倒,更多是因为彭德怀有条罪名是组织“军事俱乐部”,是俱乐部当然要有成员,而邓华、洪学智刚好在朝鲜战争时是彭德怀的副手,所以才被牵连。

   在军队里,批彭德怀最积极的是罗瑞卿、贺龙、林彪等人。罗瑞卿是彭德怀的老对头,和1945年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一样,这次批彭也是不遗余力,除了说彭德怀是伪君子等,更抓住彭德怀说过毛泽东的某些做法和斯大林晚年一样,上纲上线指责彭德怀把毛泽东和晚年的斯大林相比。这在当时是非常犯忌讳的,致使批斗会一下升温。

   6月30日彭德怀与贺龙、张闻天同车往庐山开会时说:“如果不是我们的老百姓太好了,早就造反,出现红军了。”而贺龙在开会时把这话都揭发了出来:“我记起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句话在当时的后果,贺龙不可能不知道,可谓是落井下石。这也是后来毛讲话中提到关于“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的由来。与之对比的是,李锐也曾在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旁边时说过类似的话,但张霖之却没有告发他。此外,贺龙还把彭德怀牵进之前的高饶事件。

   至于林彪,他是后来才被毛泽东接到庐山。毛泽东之所以接林彪过来,一是要林彪消除彭德怀在军队的影响,二是彭倒后肯定要人接替,要林彪过来就是考验他的表现。蛰伏已久的林彪对毛泽东的意图当然心领神会。林彪其实也是反对“大跃进”的,他甚至私下里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并说彭德怀的“万言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但是为了权力,在会上他当然不会发泄私怨,正因如此,精通政治的他发言更能“一语中的”,更有杀伤力。

   总之,绝对多数与会者落井下石者有之,随声附和者有之,大表忠心者有之,见死不救有之,大有墙倒众人推之势。从庐山会议到以后的文革,在中共各个党内军内的斗争中,所谓揭发的问题大多是牵强附会,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领袖或上面将某人划为“反党集团”,别人就必须群起而攻之,只有揭发批判得越狠,才越能表现出对党和毛泽东的忠诚。如果在揭发批判中能一泄以往结下的私怨或获取政治利益就更乐此不疲了。人性的卑劣在此表现的一览无遗。

   那些曾经在战场上视死如归、威风八面的铮铮铁汉,在建国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大都表现不堪,让人不由感概。除了对领袖的愚忠,只能说当他们也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后,对权力和私欲的追求已与当初他们要革命的对象无异。

  直到8月16日,庐山会议才正式结束,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着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彭德怀被撤销国防部长等职务。而倒彭有功的林彪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贺龙为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罗瑞卿接替黄克诚原来的职务。

  巧合的是,通过倒彭而得利的罗瑞卿、贺龙、刘少奇、林彪都先后被打倒,下场大都很惨。后三人不用说了,这里说说罗瑞卿:
   罗瑞卿取代黄克诚后,还同时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权倾一时。罗瑞卿工作作风也是飞扬跋扈,得罪不少人。罗瑞卿最后被突然打倒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因为罗攀上了别的高枝(有的说是毛泽东,有的说是刘少奇),冷落了林彪的原因。有的说是是因为罗想靠拢刘少奇而引起毛泽东的猜忌,不过官方最后还是把这笔算到林彪身上。这个真相还有待证明。不过一般的看法是,罗瑞卿工作中还得罪了叶剑英和聂荣臻两位老帅,两人在这个过程中也出了手。被打倒后,满怀委屈的罗瑞卿自杀却没死成,两腿摔断。却又增加了一条以死与党对抗的罪名。不仅没被及时治疗,反被放进箩筐,抬到台上批斗,其状甚惨。

  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解禁后的罗瑞卿住进301医院治腿,当得知走廊另一端,一间糊满报纸的房间住的是彭德怀时,他有些伤感地对女儿说:“不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的,他还是做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和他比?”不由让人感叹。不过,毕竟同是天下沦落人,他又不由自主关心起彭德怀的病情。经过了荒诞岁月的磨难,个人之间的恩怨已经淡漠,他不仅有和彭德怀和解之意,而且在此期间,他开始反思过去个人崇拜给国家和他个人带来的灾难。所以文革结束,复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后,他为拨乱反正做了一些事情。1978年,罗瑞卿在德国治腿病时突然去世,死后倍极哀荣。

  文革期间,身在权力斗争游戏中的人几乎都不能幸免。历经宦海沉浮的吴法宪后来感叹说:“从这么多年的党内斗争历史来看,斗人的和挨斗的,不过是一种角色的转换,今天斗人的人,明天也可以变成挨斗的。十年动乱年代更是如此!”真是善哉斯言。

  本来,庐山会议召开的目的是反“左”,而彭德怀本意也是反“左”,但结果却被大会批成“右”。不但没有达到纠“左”目的,反而后来“左倾”狂热如火上加油,又掀起“特大跃进”,愈益炽烈。随后中国马上发生了名为天灾、实为人祸的“三年自然灾害”,在这场灾害中饿死的人至今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不以估量的灾难。1960年夏,李先念到信阳光山县视察,小车被满路的饿殍挡住无法开动,李先念禁不住泪流满面,当年西路军战死17000多人,他都没有流泪,实在是因为眼前的情景闻所未闻,惨绝人寰!

  其实早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就想过:“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会更加深‘左'倾危险。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9月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认罪受到毛的欢迎后,彭在接完电话后在座位上长久沉默不语,后来缓慢地说:不该给他写这封信。也许彭同时意识到,他的低头也会将加剧党和国家的危机。认罪不认罪都将可能造成恶果。这是彭德怀的最大痛苦。

  一位有清教徒气质的殉道者,同时又是一个有着严重人格缺陷的领导人,这些都矛盾地体现在彭德怀的身上。彭德怀的人生悲剧不只是其个人的结局,而是当他为信仰殉道时,他的同事却认定他是信仰的背叛者,而且他的殉道没有给现状有任何改变,相反变本加厉,使得他个人的悲剧成为党和国家的悲剧。这才是彭德怀人生最大的悲剧。

   在1962年,事实已证明彭德怀意见是正确的。刘少奇也在会上承认“信中所说的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但他强调:“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当时,刘少奇是这么说的:“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理由有四:一,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是高饶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二,彭和高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三,阴谋篡党,背着党中央搞派别活动;四,早不写,晚不写,恰在他率军事代表团出访几个月回来后写,是以为时机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点向党进攻。而这时坐在身边的毛泽东插话定了调子:“里通外国什么时候也不能平反,彭是搞颠覆的。”据后来彭德怀的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彭看到这个决议之后,放声大哭,手脚冰凉。毛泽东在1962年8月视察武汉时,又对陶铸等干部说:“彭德怀这个人我比较清楚,那是不能给他平反的,这是个铁案。”

   所以,事实越是证明彭的正确,对他的批判就越要上纲。就像《三国演义》里,袁绍官渡之战大败而归,狱吏向当初因劝阻袁绍出兵而被打入囚牢谋士田丰报喜,认为他很快就能出狱,但深谙最高领导人的心理田丰知道:“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矜忠诚,若胜而喜,犹能赦我;今战败则羞,吾不望生矣。”袁绍果然很快将田丰杀死。彭德怀应当是读过《三国演义》的,但他看得肯定不像毛泽东那样读得细,所以没有记住田丰的话,他以为既然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他就可以获得平反,以至于1962年初还上“八万言书”要求翻案,结果是贺龙受命组成彭德怀专案组,案审查委员会给彭德怀定的调子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国代理人和篡党篡军的头子。

共和国不应忘记的耻辱
   在彭德怀受审查期间,1965年9月,毛泽东让彭德怀到中南海,请彭出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说真理也许在你的一边,还对彭说了诸如将来打仗还可以戴罪立功等话语,当时让彭德怀倍感安慰,还以为自己的“八万言书”起了作用。文革后,这件事出于某种目的也一再被宣传。然而后来彭德怀在三线所受到的冷遇证明这都是空话。彭德怀去了西南后,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不仅拒绝和他见面,同时西南局还规定,有关军工生产的工厂彭德怀一律不得参观、介入、考察,出行必须有一名局长“陪同”。正如杨尚昆指出的那样:“所谓的看护彭总的生活,其实是监视他的起居。”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把彭德怀放到三线,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一种说法是,由于毛泽东正在为第二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布局,和刘少奇摊牌。而此前刘少奇对彭德怀说过,如果以后要打仗再请彭德怀回来,这引起毛的猜忌,所以要把彭德怀调到离北京很远的三线。彭德怀到了三线遭受冷遇后,刘少奇的亲信彭真(刘最早的政治势力是抗战时期的北方局,彭真为亲信之一)还专门以邓小平的名义给李井泉打招呼,要他不要为难彭德怀,李井泉对彭的态度才有所和缓。另一种说法是,由于1965年,美国出兵南越,中央发出一切为了战备的指示,毛泽东认为彭德怀、习仲勋、黄克诚等人不宜留在北京,要找一个可靠的地方把他们看管起来。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但可以肯定的是,绝不是如毛所说有承认错误之意。

     自从成立专案组后,除了短暂的一年左右三线生活,彭德怀便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直到他去世为止,在长达12年的岁月里里,彭德怀受尽政治、人格、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其惨状实在让人不忍细述。被文革期间,这位年近70的老人有时一天连续挨打七次,有次被一人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的右胸踢去,彭德怀肋骨被当即打断了两根,昏迷过去。一些女孩子吓得用手蒙住眼睛,当场哭泣。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彭德怀含冤去世,去世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时年76岁。

五、 后记
   小时候,每当我撒了饭,父亲和家中的老人在指责我浪费的同时,就感概“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们是如何如何食不果腹,然后一次次细述当时的惨状。同样,从小彭德怀就是我钦佩的中国军人,长大以后才知道彭德怀和“三年自然灾害”的联系。写本文时,有时感觉犹如骂自己的长辈。但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想探讨处于特殊年代的彭德怀人格缺陷对个人悲剧的影响,以及他的人生悲剧和那时国家悲剧的联系。希望以后在中国,即使个人的人格缺陷导致个人的悲剧,这个悲剧也不是因说了真话而致,且个人的悲剧与国家的命运无关。这样,中国才不会再有国家的悲剧。
  
本文在构思和写作中查阅了一些书籍、文章及相关资料,对于这些书籍和文章的作者及资料的提供者,谨在这里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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