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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反思:为什么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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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5-11-29 15:02:18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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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中央政策不公,导致“剿共”内战谁也不真打。“我一想起这内战,就难过呀。所以西安内战,我不干了,说什么我也不干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不干,我不打了,我宁可叛变。我那时候也等于叛变,那就是叛变呐。”本文摘自《百年潮》2011年第4期,张学良口述,王海晨、杨晓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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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第三天,张学良阅读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带来的宋美龄的信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0年的风雨历程,站在今天的时间点上,回望这90年,值得总结、回忆、探讨和深思的事情,可谓数不胜数,但有一个话题,长期以来海内外政界和学术界聚论不已,这就是:当年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

近年来,笔者在整理张学良口述史料过程中发现,张学良围绕这一话题从国共两党比较的角度谈了许多看法,比许多人谈得具体、生动、深刻,从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各自特点。

张学良虽然说自己的生命到36岁就结束了,但他从1925年认识孙中山起,就开始和国民党打交道;从1934年任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开始,就和共产党打仗,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都有较深的了解。他和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也都有过较深的交往,支持过蒋介石也扣押过蒋介石,又和周恩来亲密接触过,直到晚年敬佩之情仍难以磨灭。正因张学良具有不同常人的经历和地位,决定他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有其特殊的价值和重要意义。

国民党缺乏信仰,共产党甚至每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

历史证明,一个信仰坚定的党,一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统一的思想,共同的目标使四面八方的人走到一起,统一的思想使走到一起的人从此不再分开,而且使更多的人不断地被影响、吸纳,从而使这个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而一个没有共同目标和缺乏统一信仰的政党终究是没有前途的,它会使已经走到一起的人散向四面八方,即使它暂时是强大的,也会因共同目标的模糊和信仰的不统一而由大变小,由强变弱。张学良在分析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时,对此有着深刻的论述。

一是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缺乏统一的信仰。他说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国民党虽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而张学良认为:“所谓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输是不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那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背总理遗嘱,就在那儿背,他的真正彻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谁也没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国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弥陀佛’,你问她‘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她不知道。”

二是没有国家思想。国民党的军队没有中心思想,那它靠什么来维系呢?张学良指出,国民党的军队靠“彼此的感情”维系。“彼此的感情并不是指兵啊,是指那军官呐。兵都是招来、募来的。那勇敢点的,就是带兵的,就是军官。”“等于义气用事,你是好汉,我就跟你,你不行了,我还可以跟别人。”国民党的军队“都是自保,他投靠谁,也不是对谁倾心……换句话,有奶便是娘。谁给他奶,谁就是娘。谁拉他一把,给他俩钱,给他个官,他就跑谁那去了。今天他帮着你,明天假如那边给他拉一拉,他就跑那边去了。”“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所以国民党军队,包括中央军“都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是雇佣兵,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当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别处去当兵。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之点在这。所以我跟蒋先生讲,我们打不过他(们),固然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但他(们)团结,我们是个(盘)散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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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蒋介石的中心思想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人家批评他(蒋介石),说他是买办政治。他确实是这样,投机,就是我能利用我就利用。你要说他有没有中心思想?没有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我怎么能得这个权益,我就得。原来我对蒋先生很尊重的,后来就不尊重了,不尊重的原因因为他是完全的自我主义。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

与国民党正好相反的是共产党,共产党“完全是党的主义,守着党”,“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共产党,红军,他们确实有他们的信仰,共产党信仰他的主义。信仰就是力量啊。”

张学良非常佩服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所谓的二万里长征,几万里长征,(红军士兵)被包围,没有吃的,那么苦哇,可是他(们)还在一块,被打散了,他(们)还回来。当然了,他(们)的领导是共产党啊……那是共产党成功了。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我常对我的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我们问问自己,这万里长征,你们谁能带?谁能把军队带成这个样子?带得什么情况下都跟你走?如果换成我们,还不早就把兵都带没了?”

张学良经常和他部下讨论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他的结论是:“主要是共产党、红军信仰他的主义,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是第一样;二一样,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剩下的这些人哪,可以说都是精华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这样子。这可受不了呀!”

得民心者得天下,国民党不得民心,把老百姓逼得都当共产党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铁律,张学良对此体会极深。他说:“九一八以后,无论是学生,还是老百姓,抗日情绪都很高哇。有人说这是受共产党的鼓动,这话我听不明白。老百姓的抗日情绪不能说是共产党鼓动的,这得反过来说,是人民自动,共产党顺应。”

张学良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发展壮大,就是因为共产党顺应了民意,并且说到做到。“既然大家都赞成抗日,那我共产党就去做。共产党的厉害,就是共产党能够看清这事情的趋势,知道民众往哪走,他知道了民众的意思,他就能够真正去那么做。”

张学良是个军人,一生军事生涯虽短,但他和日本打过仗,又是中国高级将领中跟苏联红军打过仗的,和北洋军阀打得更加激烈,和国民党新军阀也交过手。他说,打了那么多的仗,胜败不论,最不值得的是和红军打仗。他晚年一回想起“剿共”战争,就感到伤心:“那所谓‘剿匪’,真让人伤心啊,‘剿匪’的军队都实行坚壁清野,这可不是胡说八道。我是在后头,前头的军队呀,我也出去视察了,归我管嘛,我一看伤心透了,那房子都给人家烧了,坚壁清野呀!”“事实用不着烧房子,为什么烧?因为烧了,军队可以占便宜,可以把好东西都拿走啊。”“所以我反对内战,那内战真是没有人性啊。连我到前线去都没有地方睡觉,房子都被烧了。”

共产党之所以越剿越多,就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对老百姓过于残忍,将老百姓“逼上梁山”:“那时政府真叫不讲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么能把人民当成俘虏看待呢?你是中国军队,怎么能那样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着老百姓上山当共产党吗?”“那真是把老百姓逼到山上去了,逼得老百姓都当共产党了,跟共产党一块儿和我们斗争。那杂牌军没有军饷咱不说,正规军也是一样,连烧带抢啊。老百姓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投奔共产党,和我们对打,我承认,这是官逼民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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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和共产党站在了一起,国民党就陷入了被动挨打的汪洋大海之中。张学良说:“‘剿匪’的事归我管之后,我去各部队巡察,那才知道,共产党真厉害呀!你一不小心,他就来袭击你了。我一个部下,带着一个营的人,让共产党给袭击了。是这样的,他出去,好像为什么事情出去考察去,看见一个老太婆在门口缝鞋呢,她是共产党的侦探、眼线。我们的军队来了,她怎么办?在那地上立有一个杆子,她那个门上有个绳子,她一拉门上的绳拴,杆子就倒下来了,共产党看到了,就知道有军队来了。”

张学良举了许多亲身经历的例子,来说明国民党军队大失民心:“我们的军队在那驻扎,一个小孩,十五六岁的小孩跑来玩儿,一边玩儿,一边他把我们的军队都数了,有多少炮,大概有多少兵,他都给你数了,然后,他跑去向共产党报告。那共产党的玩意儿可多了。”“那个刘殿华的军队,到一个地方,当地的人给他摆上酒席,放鞭炮表示欢迎,但老百姓在鞭炮里面藏着炸弹,鞭炮一响,引燃了炸弹,把刘殿华炸死了,军队首长都被老百姓炸死了呀。”

面对老百姓,国民党军队束手无策。“他们的这些玩意儿最后我们也都知道了,那你知道了也没法子呀,你没法子对付老百姓呀!你上哪儿知道谁是共产党啊?你也区分不出来呀!老百姓和共产党都一样,你怎么区分?所以你没法,你总不能看见老百姓就抓起来呀。”“多数老百姓对中央的军队,也包括我们这些军队不好,恨军队,那时候军队确实有些做得不对的地方,像坚壁清野之类的,那很多了。所以我跟蒋先生说,为什么共产党我们剿不光,就是他得民心,我们不得民心。”“中国的古书上说,天心自我民心,天听自我民听。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着失败。”“北方的土话说:抖起来是你好运气,倒霉是你自己找的。”

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简单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什么都要,房子、女人、钱,这帮坏蛋。真让人伤心。”

“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失败,都有它的来龙去脉。”“所以我跟蒋先生言语冲突,就是这个问题,我说你要想剿灭共产党,你剿灭不了他们。蒋先生不承认我这个话,他们共产党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因为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多数支持他。”

国民政府内部的高官们只是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中原大战之后,张学良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但他因军务在身、下野出洋和身体等原因较少出席会议。1935年11月、12月他出席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这是他一生中在南京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段经历。在此期间,他对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政治、高官素质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他说:“我不会外交辞令。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看得更多,体会更深,不满更强烈。国民政府军队的作风比老式军队还坏,政治比原来的老政客更腐败。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张学良通过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看清了国民党中央高官们的真实面目:国民党中央开会“乱七八糟,蒋介石讲话新名词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时候蒋先生讲话,最爱说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儿也不爱听,闲得没事啊,就尽在那儿做打油诗。”“我不晓得谁做的了:‘一生猪狗熊,两眼财权势,三是吹拍骗,四为礼义廉。’”一个执政党中央开会,庸俗到如此程度,那基层如何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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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期间,发生了中央党部事件,即汪精卫遇刺事件,这件事对张学良刺激尤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开幕式那天,与会人员集体照相,“本来大家在外面等着蒋先生出来照相,后来说他不来了,那大家就不等了,就开始照相了。相照完了,大家正要离开时,刚转身,枪响了。这一打枪,大家‘哗’的一下子都散了。”“都吓跑了,连警察都跑了,什么警卫,那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张溥泉(张继)两个人了。那真是丑态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泉抓住了,跑回来的几个警察还在那掰枪栓呢,掰也掰不开,我说算了吧,现在人都抓住了,你还掰枪栓干嘛?”“那事儿都完了,警察得清理现场,抓凶手啊,凶手不一定是一个人啊。警察看见一个人在厕所坐着呢,警察就问他:‘你在这干什么呢?’那人回答:‘在解手。’警察问:‘解手你怎么坐在地上啊?’那都吓得……警察又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员。’‘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不带证件呢?’那人说:‘我证件扔马桶里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员啊。”

张学良从这件事当中,看到了国民党失败的影子:“要紧的时候人都没了”,“一遇危险,聋子放炮仗——散了”,连中央委员的证件都不敢要了。一个党在这样一群人领导下,又是处于战争年代,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国民党政策不公,军队分成亲儿子和干儿子,把杂牌军都挤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众所周知,在整个民国绝大多数时间里,国民党军队从人数、装备、控制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等方面来看,都远远优于共产党的军队,蒋介石一心想消灭共产党,可就是消灭不了。原因在哪里?除了国民党缺乏信仰和不得民心之外,还丧失了军心。

国民党是怎么丧失军心的?张学良以自己为例,他说:“当年我开始时,我现在可以说,我对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说的话,我是完全服从,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后来我发现这不对呀!中央对我不是这么回事啊!”

第一,当东北军在“剿共”战场上被吃掉两个师之后,张学良发现国民党中央对中央军和杂牌军的政策是不一样的。1935年末,张学良在南京参加会议期间,陕西前线传来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他的两个师被中国工农红军吃掉了。“我那两个师整个被共产党打完了,我很痛心。我要补充,没有。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但中央分文未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剿共’时受了伤,他说一句话,把我伤心透了。他说:‘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只能流亡要饭去了。’”“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后来,我也公开说了,那个时候中央啊,实在是处置事情不太恰当,完全是一种推诿。因为这事下面起了很大的反感,起了怨望……我们东北人,家都没了,上哪领抚恤?被打死的人领不到抚恤,受伤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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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先生啊,他总有一个意识……总是这是我的,这是他的,分得特别清。这个是我自己亲儿子,那个是干儿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比方说那时候中央的事情,后来我发现的,我非常难过。我打仗损失了两个师,政府啊,不容许我们杂牌军队招兵,因为军队太多了嘛,他用这种只减不增的方法就不用裁呀。军队减员了也不许招兵,全国都不能招,这不能说不对了,政府下的命令,嘿嘿,那么我们发现,他把我们损失的两个师的番号给撤销了,却暗地里让胡宗南招兵。我们不能招兵,胡宗南可以招兵。胡宗南离我们那么近,我们不会不知道的嘛。亲儿子怎么都行,干儿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

第二,张学良发现蒋介石让杂牌军“剿共”是在“一斧两砍”,借刀杀人。张学良说:“中央让杂牌军‘剿共’,中央军不剿,杂牌军对中央当然都不满……因为什么?这话我今天可以说,但我不希望记录下来,他就是借刀杀人嘛。”“事情明摆着,谁都明白,这不是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是让共军消灭我们,借刀杀人。那为什么还打?没起来反抗,已经很客气了。”“那孟子说的话一点不错:‘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你怎么待人家,人家也怎么待你……所以这种待人的法子不会成功,只会失败。”

第三,张学良发现不仅他发现了,几乎所有杂牌军,包括共产党都发现了蒋介石是在“借刀杀人”。“那时中央不是我说,不公平啊!对人家不公平,谁都看得明明白白。那时两广是陈济棠,青海是马步芳,宁夏是马鸿逵,新疆那会儿是盛世才,华北是宋哲元、韩复榘,陕西是杨虎城。他们都不打呀!谁也不打,我打什么?谁都明白了,这等于用外头的力量来消灭我们。打,你不给我钱,你也不给我弹药;人打没了,你也不给我补充,又不许我自个儿招兵,这干什么呢?”“谁也不是傻瓜。中央军可以招兵,我们不可以,枪械损失也不给补充。你政府用这种手段,等于让杂牌军自消自灭,一箭射三鸟,他怎么能真打呢?傻瓜才去打。”“蒋先生利用‘剿共’消灭杂牌军的这种做法,共产党当然也明白。共产党跟杂牌军也不死乞白咧打,杂牌军也知道共产党不真打。”

国民党中央政策不公,导致“剿共”内战谁也不真打。“我一想起这内战,就难过呀。所以西安内战,我不干了,说什么我也不干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不干,我不打了,我宁可叛变。我那时候也等于叛变,那就是叛变呐。”

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共产党正相反,用人才不用奴才

国民党的失败,在张学良看来,败于党员信仰的缺失,也败于民心和军心的丧失,更败于党内的腐化及蒋介石的独裁。

张学良在晚年做口述历史时,数次引用王新衡对蒋介石的评价:“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王新衡对奴才的理解是:“奴才就是听他话的,让他高兴的人。”张学良对奴才的理解与王新衡略有不同:“我说什么叫奴才?什么叫人才?怎么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怀,这种人不一定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他不一定给你当奴才。奴才最大特点就是我要你怎么的,你就怎么的,只要能得到好处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处,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没有人格,不仅听话,更关键的他是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才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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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听奴才的。我举个例子,那时我们开会,研究一个什么事,陈诚他不咋发言,那我们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蒋先生也不吱声,这个事情不就等于决定了嘛。顾祝同跟我说:‘张先生,你信不信?今天这个会议决定的事,明天就会推翻。’我当时还不信。他说:‘会后啊,他(陈诚)一定到蒋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这个事情一定不是这个样。”会开完以后,我就去关内去了,有人告诉我说陈诚去蒋先生那了。这我就明白了,顾祝同说得对呀。”“我评论蒋先生,用我们北方话说,蒋先生愿意听小话。你正式跟他说的话,当然他也听,不是不听,但抵不过底下嘀嘀咕咕。”

蒋介石喜欢这种会说小话的人,“所以他用陈诚啊,戴笠啊,他喜欢这种人”。这种人围在蒋介石身边,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们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这些人才都无处投奔呐。社会上的贤哲,都不在政府里面做事,没有被运用。”

张学良说蒋介石心胸狭窄,不仅用人专用奴才,而且把自己的权力看得过重。西安事变前,“我和蒋先生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内攘外’的问题。要说西安事变有什么秘密的话,最大的秘密就是这几个字。他是先安内后攘外,我是先攘外后安内。……他和我的出发点不同,从个人出发点说,先说我啦,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即使共产党跟我们争,他还是中国人。他(蒋)认为日本人可以跟他合作,共产党是他真正的敌人。……我认为共产党是中国人,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人,只有共产党。那我就不同了,夺取政权也好,不夺取政权也罢,他(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国人,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人。换句话,这是我说,你的政权就算共产党不夺,也许被旁人夺去呢,你能防得了?”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和周恩来在肤施(今延安)会谈,“周恩来有一段话说得特别有意思,他说呀,固然蒋中正他有他的短处,我们对他不是十分赞成,但是我们为抗日非拥护他不行。所以共产党这些地方我佩服,他是为了大局呀。他说,蒋先生如果不‘剿共’,领导全国抗日,还得是他”。

抗日战争一结束,“蒋先生还是要消灭共产党。那时候蒋先生手里有好多的军队,包括重武器啊,像杜聿明,全部美式装备呀。我后来听张治中跟我讲,他说,那时候到东北呀,本来内定是让他去,可后来陈诚不知在里面咋鼓捣的,陈诚去了。张治中说,如果我去,不会落到那样。”张学良的意思是说,蒋介石没有大局观念,只用奴才不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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